入职第七天，我开始习惯这种倒错的作息。
白天我像一具空壳，在租来的小单间里昏睡，窗帘紧闭，屏蔽掉整个世界的喧嚣。傍晚醒来，煮一碗速食面，盯着电视里无关紧要的新闻，等待午夜的降临。我的生物钟已经完全颠倒，甚至开始觉得凌晨才是“白天”，而阳光下的世界反而显得虚幻而不真实。
母亲昨天打电话来，询问新工作是否顺利。我说很好，在后勤部门整理文件，很清闲。她的声音里带着欣慰，说医药费的压力终于可以缓解一些。挂掉电话后，我看着自己苍白的手掌，掌纹在灯光下像干涸的河床。我撒谎了，但这是必要的。有些真相只会带来无谓的担忧。
每晚零点二十分，我准时出现在塘桥站的站台上。
站务员已经不再回避我，但也不交流。他们看我的眼神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不是敌意，更像是一种保持距离的怜悯。有一次我听到两个早班站务员在交接时低声交谈，其中一个说：“又是那班车的……”然后他们看到我，立即闭嘴，散开了。
列车每晚准时出现，那昏黄的车头灯从隧道深处浮现，像某种深海生物的眼睛。车厢永远陈旧，气味永远混杂着樟脑丸、铁锈和尘封的气息。乘客们僵硬地上车，沉默地坐下，到站时沉默地下车，消失在空荡或诡异的站台阴影中。
我严格遵守规则：视线低垂，盯住鞋尖或怀表，不发出任何声音，不介入任何事。
但我开始观察——用余光，用车窗反射，用一切不违反规则的方式。
我发现了一些规律。
首先，乘客的数量每晚都在变化。有时只有两三人，有时车厢几乎坐满。但无论多少人，他们之间永远保持至少一个座位的距离，仿佛彼此身上带着看不见的斥力场。
其次，他们的目的地似乎没有逻辑。有人在繁华的换乘站下车，站台上却空无一人；有人在显然已经关闭多年的老式站台下车，那里的瓷砖都剥落了。列车会停靠一些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站点，比如那晚的暗红色站台——我再没见过它，但它在我梦中出现了三次。
第三，怀表是某种指示器。当乘客行为“正常”时，它逆时针匀速转动；当有异常发生时——比如那晚车门在诡异站台长时间开启——它会颤抖、变速，甚至偶尔顺时针跳动。我开始把它当作这趟幽冥之旅的唯一仪表盘。
第七夜，事情开始变化。
那晚乘客很少。列车从塘桥站出发时，只有三个模糊的身影散落在车厢各处。我站在自己的位置，盯着怀表：十二点三十五分，秒针稳定地逆时针跳动。
列车在隧道中穿行。窗外的黑暗如此完整，有时我会产生一种错觉：我们并非在行驶，而是静止在一个永恒的黑暗空间中，只有车厢内部的灯光划出了一小块脆弱的临时领地。
第一站，没有人上下车。
第二站，一个穿灰色工装的男人下车，他的步伐比平时更僵硬，像是提线木偶。
第三站，空无一人。
然后，在列车即将到达世纪大道站时，怀表轻微震动了一下。
我看向表盘：秒针的逆时针转动慢了下来，几乎是一格一格地挪动。我抬头看向车门方向——仍然低垂视线，只用抬眼的动作。
车门滑开。
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走了上来。
我的呼吸一滞。
她和其他乘客完全不同。
首先，她的身影是清晰的。我能看清她连衣裙的褶皱，裙摆处有一小块污渍，像是巧克力或泥土。她的小皮鞋有些旧了，但擦得干净。她扎着两个羊角辫，用红色的橡皮筋绑着，但其中一个松了，几缕头发散落在耳边。
其次，她是“鲜活”的。其他乘客身上有种凝固感，像是博物馆里的人物蜡像，但这个小女孩身上有生命的痕迹——她上车时抽了抽鼻子，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能看到她的肩膀在轻微起伏，像是在抽泣。
第三，她是一个人。之前的乘客，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独自一人。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凌晨一点独自乘坐这班不存在的列车——这本身就极不正常。
她站在车门内，犹豫了一下。车厢里还有两个乘客，一个坐在最前方角落，一个坐在中部。小女孩看了看他们，然后选择了靠近我的位置，隔着一排座位坐下。
她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面朝前方或墙壁，而是侧坐着，脸朝向车窗。但我从车窗反射中能看到她的脸——圆圆的，眼睛红肿，脸颊上有泪痕。她在哭，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断涌出，顺着下巴滴落在红色连衣裙的领口上。
规则第一条：不与乘客对视。
我强迫自己低头，看怀表。秒针的转动恢复了正常速度，但方向……仍然是逆时针。
列车启动了。小女孩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形成一小片白雾。她用手指在白雾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但很快白雾就消散了。
接下来的几站，她都没有下车。其他乘客陆续离开，又有人上来，但小女孩始终坐在那里，脸贴着车窗，肩膀偶尔抽动。
凌晨两点左右，车厢里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
寂静变得沉重。我能听到列车运行的摩擦声，能听到通风系统微弱的气流声，也能听到——或者说是感觉到——她那无声的哭泣。那哭声不通过空气传播，却直接压在人的胸口上。
怀表在我手中开始发烫。
不是错觉。金属表壳的温度明显上升，几乎到了烫手的程度。我差点把它扔出去，但想起教官的话——这是我在这班车上唯一的“安全装置”。我紧紧握住它，灼热感从掌心传来，像握着一块炭。
列车减速，准备进入下一站。
小女孩终于动了。她站起身，但不是走向车门，而是朝我走来。
我的全身肌肉瞬间绷紧。规则第二条：不与乘客对话。规则第一条：不对视。
她停在我面前，距离只有一步。我能看到她连衣裙的细节——领口处绣着一朵小小的黄色花朵，针脚有些歪斜，像是手工缝制的。裙摆的污渍确实是泥土，还沾着一片干枯的细小叶片。
然后，她伸出了手。
不是攻击性的动作，而是迟疑的、试探的。她的小手抓住了我制服的衣角，轻轻地，像是抓住一根稻草。
衣角传来的重量很轻，但在我感知中却重如千斤。
我僵在那里，视线死死固定在怀表上。表盖闭合着，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震动，不是轻微的颤抖，而是剧烈的、仿佛内部有什么东西要破壳而出的震动。
“哥哥。”
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哭腔，但清晰得刺耳。在这列寂静的列车上，这声“哥哥”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涟漪扩散到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我没有回应。不能回应。
“哥哥，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我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握表而发白。怀表的温度已经高到让我担心它会烫伤皮肤。
“她上周在这班车上消失了。”
上周。这个词让我心头一跳。上周是我入职的第一周。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是在我开始工作后失踪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某一次这班“加班车”运行时失踪的。
我想起培训时教官的话：“在这班车上，一切发生的事，都是本该发生的事。”那么，一个母亲的消失，也是“本该发生的事”吗？
小女孩的手指收紧了一些。我能感觉到衣角被拉扯的轻微力道。
“她穿着蓝色的外套，头发到这里。”她用另一只手比划着肩膀的位置，“她说去问问司机叔叔什么时候到站，然后就……就没有回来了。”
司机。这个词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这班车有司机吗？我从未见过。每次列车都是自动行驶，自动停靠，自动开门关门。我曾以为驾驶室是空的，就像那晚我无意间看到的监控屏幕显示的那样——空无一人，但列车在行驶。
但如果司机存在呢？如果有一个我看不见的“司机叔叔”，而小女孩的母亲去找他问话，然后消失了？
怀表的震动达到了顶峰。我几乎握不住它。
小女孩还在等我的回应。她的手指依然抓着我的衣角，那双红肿的眼睛，虽然我没有直视，但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低垂的脸上。
规则在崩溃的边缘。
我想起员工手册上那条模糊的规定：“如遇乘客询问失踪者，立即报告调度室。”但此刻我在行驶的列车上，无法报告。而且，报告后呢？像教官说的“忘记此事”？
我的良心在挣扎。这是一个在哭的孩子，寻找她失踪的母亲。而我，一个成年人，一个被雇来“看守”这班车的人，却要对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恐惧更强烈。对未知的恐惧，对违反规则后果的恐惧，对那晚暗红色站台上那些扭动影子的恐惧。
列车开始减速。下一站要到了。
小女孩松开了手。
不是突然的，而是缓慢地、不情愿地。她的手指一点点松开我的衣角，像是放弃最后一点希望。
“妈妈说……”她低声说，声音轻得几乎被列车运行声淹没，“如果她不见了，就坐着这班车等她。她说这班车会带我去该去的地方。”
车门滑开。这一站的站台是正常的——惨白的灯光，空无一人，广告牌漆黑。
小女孩没有下车。她走回原来的座位，重新坐下，脸贴回车窗。
车门关闭。列车启动。
我仍然僵在原地，衣角上仿佛还残留着她手指的温度。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怀表已经停止了震动，温度也在迅速下降。我打开表盖：凌晨两点二十一分。秒针逆时针转动，平稳如常。
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我无法再像之前那样保持纯粹的旁观。我的余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那个红色的小小身影。她一直坐着，直到列车返回塘桥站。
凌晨三点三十分，列车准时驶入备用轨道。车厢里只剩下我和她。
我该下车了。按照程序，我应该等所有乘客下车后，锁好车厢门，交还怀表。
但她没有动。
我犹豫了。规则第三条：不介入乘客的任何行为。有人留在车上——不是我需要关心的事。
但我走到车门边时，回头看了一眼。
小女孩依然坐在那里，背对着我，红色的连衣裙在昏暗灯光下像一滴血。她的头靠在车窗上，似乎睡着了。
“该下车了。”这句话在我喉咙里翻滚，但我没有说出口。
我踏出车厢，踏上站台。凌晨的空气清冷，带着地下特有的潮湿气味。我锁好车门，钥匙插入锁孔时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在转身离开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车窗。
小女孩的脸贴在玻璃上，眼睛睁着，看着我。她不再哭了，但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空洞，那不是孩子该有的眼神。
我快步走向调度室，怀表在口袋里沉甸甸的。
交接时，夜班调度员照例检查怀表，点点头。但这次，他多问了一句：“今晚有没有异常？”
我想起小女孩，想起她抓着我的衣角，想起她红肿的眼睛和关于母亲的询问。
“没有。”我说，“一切正常。”
他看了我一眼，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像是怀疑，又像是别的什么。但他没再追问。
我走出地铁站时，天还没亮。街道空旷，只有早起的清洁工在远处扫地，竹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规律而单调。
回到家，我脱下制服，准备像往常一样挂起来。但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袖口处有什么东西。
一根头发。
不长，大概十厘米左右，微微卷曲，是深棕色的——和小女孩的头发颜色一样。
我捏起那根头发，对着灯光看。它很普通，就是一根孩子的头发。但它怎么会沾在我的袖口上？小女孩抓的是我的衣角，不是袖子。
除非……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她接触过我的袖子？或者是在我经过她座位时，无意间蹭到的？
我摇摇头，想把头发扔掉，但手指却僵住了。
我想起另一件事。
昨晚，在调度室旁的失物招领盒里，我无意间瞥见过一样东西——一条编织手绳，红白相间的线编成，中间串着一颗小小的木质爱心。我当时没多想，但现在回忆起来，那条手绳的样式，和小女孩手腕上戴的那条，一模一样。
巧合吗？
失物招领盒里的东西，都是乘客遗忘在正常列车上的。而小女孩乘坐的是“加班车”，理论上，她的物品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除非……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外的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但我毫无睡意。
小女孩的话在我脑中回响：“她上周在这班车上消失了。”
“她说去问问司机叔叔什么时候到站。”
“如果她不见了，就坐着这班车等她。”
还有那条手绳。那根头发。
以及最关键的：为什么一个如此清晰、鲜活的小女孩，会出现在这班充满模糊、僵硬乘客的列车上？她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她也是“滞留者”之一，只是形式不同？
我翻身坐起，打开手机，搜索本地新闻。关键词：“地铁失踪”、“儿童”、“母亲”。
搜索结果大多是无关紧要的社区新闻或旧闻。我翻了三页，正准备放弃时，一条不起眼的短讯吸引了我的目光：
《地铁2号线疑似走失儿童，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发布时间：两周前。
点开链接，内容很短：
“昨晚有市民报警称，在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发现一名疑似走失女童，约7-8岁，穿红色连衣裙。警方赶到时女童已不见踪影。调取监控显示，女童独自进入站台，登上末班车，但在列车到达下一站前，监控中未见到女童下车。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没有照片，没有姓名，只有最基本的描述。
红色连衣裙。7-8岁。世纪大道站。
时间也对得上——两周前，正好是我入职前一周。
我的手指停在手机屏幕上。空调的冷风吹在我裸露的胳膊上，激起一片鸡皮疙瘩。
如果新闻中的女童就是今晚的小女孩，那么她已经在“失踪”状态两周了。但她看起来……新鲜得像是刚刚走失。她的眼泪是湿的，她的抽泣是当下的，她的存在是即时的。
除非，这班车上的时间，和外界不同。
我想起怀表逆时针转动的秒针。
我想起那晚在诡异站台，秒针顺时针跳动的一格。
我想起教官说过的话，当时我没完全理解，现在却像冰锥一样刺进我的意识：
“你只是这班车的临时看守，不是它的参与者。”
但如果我已经参与了？如果小女孩抓住我衣角的那一刻，我已经被拖入了这场游戏的另一层？
窗外的天色完全亮了。我听到邻居起床的动静，听到远处街道传来的车流声。白天的世界正在苏醒，正常、有序、可预测。
而我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根深棕色的儿童头发，脑子里是一个哭泣的小女孩，和她失踪的母亲。
今晚，她还会在车上吗？
如果她在，我该怎么办？
继续遵守规则，视而不见？
还是……
我看向挂在门后的制服，那深蓝色的布料在晨光中显得平凡无奇。但我知道，在它的内侧，那些暗红色的绣纹正在等待下一个夜晚，等待再次进入隧道深处的黑暗。
我把那根头发放进一个小塑料袋，塞进抽屉深处。
然后我躺下，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入睡。
在意识模糊的边缘，我仿佛又感觉到了那只小手抓住我衣角的重量，很轻，却又重得让我无法呼吸。
还有她的问题，在寂静的车厢中回荡：
“哥哥，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