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没睡。
那个潮湿的脚印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记忆里。每天出门、回家，我都会下意识地看向门口那块地毯——物业已经派人清理过了，但在我眼中，那个脚印仿佛依然存在，一个看不见的凹陷，一个无声的指控。
我尝试用理性解释：也许是某个醉酒的邻居走错了楼层；也许是清洁工留下的；甚至可能是我自己梦游时留下的——尽管我从未有过梦游史。但这些解释都脆弱得不堪一击。因为那个脚印停在我的门前，而且只有朝向门口的一只，没有离开的痕迹。
更令人不安的是，自从那晚之后，电梯再没有在半夜自动停靠过。
这种“正常”反而显得可疑，就像暴风雨前的寂静，你知道有什么在酝酿，却不知道它何时爆发。
周三晚上，我接到大学同学周涛的电话。他在上海一家外企做市场总监，听说我搬来了，非要给我接风。
“老沈，你都来一个月了，也不说一声！”电话那头背景嘈杂，像是在酒吧，“今晚必须出来，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媒体圈的，对你以后开展工作有帮助。”
我本想推辞，但连续几天的失眠和精神紧绷让我意识到，也许我需要一点酒精和正常的人际交往。过度沉溺于13层的谜团，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判断力。
“地址发我。”我说。
聚会地点在外滩附近的一家地下爵士酒吧。我到的时候，周涛已经和四五个人坐在角落的卡座，桌上摆满了空啤酒瓶。
“沈杰！这儿！”周涛挥手，他比大学时胖了一圈，但笑容依旧爽朗。
我坐下，被介绍给其他人：一家财经杂志的编辑，两个自媒体人，还有一个自由撰稿人。大家年纪相仿，聊起行业现状、房价、各自的北漂沪漂经历，气氛很快热络起来。
酒精确实有用。第三杯威士忌下肚后，13层、黑门、潮湿的脚印都暂时退到了意识的边缘。我听他们讲采访中的趣事，讲甲方如何奇葩，讲上海与北京的不同——这种琐碎的、世俗的谈话像一剂解药，暂时缓解了我这些天积累的焦虑。
“沈杰现在住哪儿？”自由撰稿人小吴问。
“锦华苑，徐汇那边。”
“哦，那楼不错啊。”财经编辑接话，“不过听说有点小问题。”
我警觉起来：“什么问题？”
“好像电梯老出故障？我有个朋友之前住那儿，说半夜电梯会自己停在没有人的楼层。”她喝了口酒，“不过高档公寓都这样，设备复杂，容易出bug。”
“你朋友还住那儿吗？”
“早搬了，说是住着不舒服，又说不出具体哪儿不舒服。”她耸耸肩，“上海房子这么多，不满意就换呗。”
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但我注意到，每当锦华苑被提起，总有人能说出一两个模糊的传闻：电梯问题、空置层、快速搬走的住户……这些碎片在酒精浸泡的夜晚漂浮着，像水面上散开的油花，无法聚拢，却真实存在。
午夜时分，聚会散了。周涛已经喝得东倒西歪，我帮他叫了代驾。
“老沈，”他搂着我的肩膀，酒气扑鼻，“你看起来……心事重重。刚来上海不适应？工作不顺？”
“没有，都挺好的。”
“别骗我。”他眯着眼睛，“大学时你就这样，一遇到想不通的事，眉头能拧成中国结。现在那结又出来了。”
我勉强笑了笑：“就是有点失眠。”
“找个女朋友！”他拍我的背，“一个人住容易胡思乱想。听哥的，赶紧找个伴儿，什么失眠都治好了。”
送走周涛，我站在酒吧门口。外滩的风带着黄浦江的湿气，吹在脸上凉凉的。已经是凌晨一点半，地铁停了，我拿出手机准备叫车。
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迟迟没有按下。
我不想回锦华苑。
这个念头清晰而强烈。我不想回到那个十四层的房间，不想再听到电梯在深夜运行的声音，不想再经过13层那扇紧闭的防火门。
但我无处可去。在上海，我还没有熟到可以深夜投靠的朋友。酒店？凌晨一点半，拖着疲惫的身体去酒店开房，这想法本身就透着绝望。
最终，我还是叫了车。上车时，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喝了不少啊。”
“还行。”
车沿着高架行驶，窗外是上海沉睡的轮廓。灯火依然通明，但街道空旷，这座城市在深夜露出了另一种面容——不那么拥挤，不那么急切，但也因此显得更加疏离。
回到锦华苑时，大堂的保安在值班台后打瞌睡。我刷卡进入电梯间，不锈钢墙壁映出我摇晃的身影。
按下14层的按钮。
电梯平稳上升。数字跳动：5、8、11、12——
在13层停下了。
我瞬间清醒了一半。不，不是清醒，是某种警觉本能被触发。我看着电梯门缓缓打开，外面是那片熟悉的、绝对的黑暗。
这次我没有按关门键。酒精模糊了恐惧的边界，却放大了好奇心。也许是因为连续几天的精神折磨，也许是因为在酒吧听到的那些碎片传闻，也许只是因为醉了——我盯着那片黑暗，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
走进去。
不是探索，不是调查。只是走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像一个孩子把手伸向火焰，不是不知道痛，只是想知道痛究竟是什么感觉。
我迈出了一步。
电梯发出“嘀嘀”的提示音，门开始自动关闭。我迅速侧身出去，电梯门在我身后合拢，轿厢继续上升。
黑暗吞没了我。
不是没有光的那种黑暗——而是黑暗本身成了实体，像浓稠的液体包裹着身体。我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束切开黑暗，但只能照亮前方两三米的范围，光之外的部分反而显得更黑。
我站在电梯厅。和上次白天来时不同，此刻的13层完全没有任何光源，连应急灯都熄灭了。手机电筒的光束在墙壁上晃动，那些反光涂层在黑暗中像无数只眼睛，捕捉并扭曲着光线。
“有人吗？”我的声音嘶哑，在黑暗中飘散，没有回声。
没有回应。
我走向走廊深处。脚步在环氧地坪上几乎无声，但能感觉到地面的冰凉透过鞋底传来。手电光束扫过两侧的黑门，它们像墓碑一样排列着，沉默而肃穆。
走到大约走廊中段时，我停了下来。
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视觉上的，而是感觉上的。空气的流动？温度的细微变化？我说不清楚，但直觉告诉我，这个空间和我上次白天来时不同了。它不再只是一个异常的建筑结构，而是……活着的。或者说，被激活了。
我转身，准备往回走。够了，今晚到此为止。这个决定在酒精消退后显得无比正确。
但就在我转身的瞬间，手电光束扫过了左侧的一扇门。
门是开着的。
一条缝隙，大约两指宽，里面是更深的黑暗。
我确信上次检查时，所有门都是锁死的。我走近那扇门，用光束照向门缝。看不到里面，黑暗太浓了。我伸手，指尖触碰到门板——冰冷。
轻轻一推。
门无声地向内滑开。
手电光照进房间。首先看到的是墙壁——和走廊一样的水泥墙，覆盖着反光涂层。然后我看到了房间的布局，血液瞬间凝固了。
这个房间的布局，和我楼上的公寓一模一样。
开放式厨房的位置，吧台的高度，落地窗的轮廓——虽然这里没有真正的窗户，只有墙壁上模拟窗户形状的凹陷。沙发放置的角度，书架的位置……每一个细节都和我刚刚离开不到两小时的那个家完全相同。
不，不完全相同。
这个房间里空无一物。没有家具，没有电器，没有人居住的痕迹。但它是一个精确的、空壳般的复制品。
我走进房间，手电光束在墙壁上游移。走到应该是卧室门的位置，我停下来。在我的公寓里，这里通向卧室。在这个房间里，这里也是一扇门——黑色的，和走廊上那些门一样。
我握住门把手，按下。
门开了。
手电光照进里面的空间。是卧室的布局，同样空荡。但在这个空房间的中央，站着一个人。
背对着我。
我的呼吸停止了。
那个人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衣服——今晚出门时穿的灰色衬衫、黑色休闲裤。身高、体型、头发长度……完全一致。
他慢慢转过身。
手电光打在他的脸上。
是我的脸。
每一个细节：下巴上今天早上刮胡子时不小心留下的小伤口，左眉梢那颗淡淡的痣，熬夜造成的眼袋。是我。镜子里的我。但不在镜子里，而是在三米外的真实空间中，站在13层一个空房间里，用我的眼睛看着我。
时间凝固了。
我们四目相对。他的表情——我的表情——是空白的，没有惊讶，没有恐惧，只是平静地回视，像是在观察一个熟悉的物体。
然后他动了。
不是向我走来，而是转向侧面，看向房间的墙壁。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手电光束照在墙上——
墙壁在融化。
不，不是融化，是涂层在流动，像水银一样缓缓滑落，露出后面……镜子。一整面墙的镜子，从天花板到地面。
镜子里映出房间的景象：空荡的房间，我站在门口，手电光刺眼。但镜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我”——站在房间中央的那个我——没有出现在镜子里。
他存在于现实空间，却不被镜子反射。
我的大脑试图处理这个信息，但逻辑链条寸寸断裂。酒精、恐惧、超现实的景象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抽离感：我在看着自己，而那个自己不在镜子里，而镜子里的我又在看着现实中的我，三个“我”构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房间中央的那个“我”转向我，张开了嘴。
没有声音发出。
但他的口型很清楚，我在昏暗的光线下读懂了：
“你终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