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抵达县城汽车站时，天已大亮。
车站门口人声鼎沸，挑着担子的农民、背着行李的民工、提着公文包的小干部挤成一团。售票窗口前队伍蜿蜒，薛元锋让妻儿守着行李，自己挤进人堆。等他满头大汗举着四张票出来时，衣服已经被挤得皱巴巴。
“十点半发车，硬座。”他把票小心地收进内衣口袋，“一人八块五，四个人三十四块。”
米亚兰默默点头。八百元启动资金，还没进省城就花掉了六十四块——拖拉机三十，车票三十四。她的手在口袋里捏了捏剩下的钱，薄薄的纸币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潮湿。
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薛元锋买了两根油条和一碗豆浆，让妻儿分着吃。他自己说不饿，蹲在行李旁抽烟。薛仕昊把油条掰成四份，硬塞给父亲一份。
“爸，你也吃。”
薛元锋看着儿子认真的眼睛，接过那截油条，三两口吞下肚。油条炸得老，咬起来费劲，他却觉得这是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口。
十点半，破旧的长途客车摇摇晃晃驶出车站。车上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都坐着人，各种气味混杂——汗味、烟味、鸡鸭的粪味。薛仕昊靠窗坐着，脸贴着冰凉的玻璃，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
这是他第一次坐长途汽车。第一次离开生活了七年的县城地界。世界突然变得很大，大得让他有些害怕，又有些兴奋。
米亚兰抱着女儿坐在他旁边，轻轻拍着哄睡。小姑娘不适应车里的气味和颠簸，哭闹了几声，终于在母亲怀里沉沉睡去。
薛元锋坐在过道另一侧，和一个去省城打工的中年男人攀谈起来。
“兄弟去哪儿？”
“省城。你呢？”
“一样。去找活？”
“嗯，建筑工地缺人，我表哥在那边带班。”男人递给薛元锋一支劣质香烟，“你去干啥？”
“也是工地。”薛元锋接过烟，就着男人的火柴点上，“以前干过两年，熟手。”
“那敢情好。现在一天能挣十二三块呢，管两顿饭。”男人吐着烟圈，“就是累，真累。钢筋水泥可不管你是人是铁。”
薛元锋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认命的坦然：“庄稼人不就怕不累吗？累说明有活干，有活干就有钱挣。”
车行三个小时，进入省城地界。窗外的景象开始变化——农田渐少，楼房渐多。二层、三层、五层……薛仕昊数到一栋八层的楼房时，眼睛瞪得滚圆。
“妈，你看！八层！”
米亚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栋灰扑扑的楼房在午后的阳光下矗立着，每一层都晾晒着衣物，像挂满彩旗。她轻轻“嗯”了一声，心里却翻腾得厉害。这就是省城，这就是他们即将生活的地方。陌生，庞大，令人敬畏。
客车终于驶进省城汽车站。车门一开，人潮汹涌而出。薛元锋扛起最重的行李袋，米亚兰一手抱着女儿，一手牵着儿子，被人流裹挟着挤出车站。
站前广场上，喧嚣扑面而来。
公交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旅店拉客的吆喝声，自行车铃铛声，全部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陌生的城市交响乐。薛仕昊紧紧抓着母亲的手，眼睛却不够用了——他看见穿着时髦裙子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过，看见骑摩托车的男人一溜烟驶过，看见路边店里摆着从未见过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着港台电视剧。
“跟紧，别走散了！”薛元锋回头喊。
一家四口在人群中艰难穿行。按照在车上打听的路线，他们需要坐3路公交车到城西，再转乘小巴去城中村。公交车比想象的更挤，薛元锋用身体为妻儿撑出一小块空间，自己半个身子悬在车门外。
“往里走！往里走！”售票员尖着嗓子喊。
车开了，颠簸在省城的马路上。薛仕昊透过人缝看着窗外——宽阔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车流，琳琅满目的商店招牌。这一切都和薛家村是两个世界。他甚至看见一家肯德基餐厅，红色招牌上那个白胡子老爷爷的笑容，让他好奇地看了很久。
转乘小巴后，景象开始变化。高楼渐少，平房渐多。道路变窄，路面坑洼。等小巴在一个尘土飞扬的路口停下时，司机喊：“刘家庄到了！”
这就是城中村。
低矮的平房挤挤挨挨，巷道狭窄得只容两人并肩。电线在头顶杂乱交织，像一张巨大的蛛网。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饭菜味和公厕的味道。墙壁上贴满各种小广告——疏通管道、搬家货运、办证刻章。
薛元锋之前托人打听过，一个叫老陈的房东有房出租。他们按照地址找到一处院子，院墙上用红漆写着大大的“租”字。
老陈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褪色的中山装，打量着一家四口：“租房子？”
“是，听说您这有房。”薛元锋递上烟。
老陈接过烟别在耳朵上，指了指院子西侧：“就一间，十平米，月租六十，押一付三。”
薛元锋心里一沉。押一付三，意味着一次性要拿出二百四十块。八百块钱还没捂热，就要去掉近一半。
“能便宜点吗？我们刚来……”
“就这个价。”老陈面无表情，“这地段，这价钱，你打听打听，找不着第二家。租不租？不租后面还有人等着。”
米亚兰轻轻拉了拉丈夫的衣角。薛元锋咬咬牙：“租！”
交了钱，拿了钥匙，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十平米的房间比村口那间牛棚改的屋子还小。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有个蜂窝煤炉。地面是水泥的，但坑洼不平。唯一的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墙，距离不到两米，光线昏暗。
薛仕昊放下装锅碗的袋子，环视这个新家。房间小得转不开身，但他注意到墙壁虽然斑驳，却比老家的土墙结实。窗户上虽然只有几块玻璃，其余用塑料布糊着，但至少不透风。
“先收拾。”米亚兰放下女儿，开始解行李袋。
薛元锋去院里接了一桶水，用自带的抹布擦洗床板和桌子。灰尘在水里化开，变成浑浊的泥浆。他一遍遍换水，一遍遍擦，直到木板露出原本的颜色。
米亚兰把被褥铺好，衣服叠进从老家带来的旧木箱。锅碗瓢盆摆在蜂窝煤炉旁。三个编织袋清空后叠好，塞在床底——也许哪天还要用上。
收拾停当，天已擦黑。薛元锋数了数剩下的钱：四百九十六块。他抽出二十块递给米亚兰：“去买点吃的，再买点煤球。”
米亚兰带着薛仕昊出门。城中村的夜晚比白天更热闹，路边摊亮起昏黄的灯泡，卖炒粉的、卖馒头的、卖卤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油烟和食物的香味。
薛仕昊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他盯着一个煎饼摊，看摊主熟练地舀一勺面糊，摊开，打上鸡蛋，撒上葱花和薄脆，最后刷上酱料。那香味让他直咽口水。
米亚兰买了五个馒头，一斤面条，几个鸡蛋，又去煤店买了三十块蜂窝煤。回去的路上，她在一个旧货摊前停下，花五块钱买了一个缺了口的搪瓷脸盆和两个塑料小板凳。
“以后你写作业用。”她对儿子说。
回到出租屋，薛元锋已经生起了炉子。蜂窝煤烧得通红，小小的房间里有了暖意。米亚兰用新买的锅煮了一锅面条，打了两个鸡蛋，撒上从老家带来的葱花。
一家四口围坐在炉子旁，就着昏黄的灯泡吃晚饭。这是他们在省城的第一顿饭，简单，却热气腾腾。
“明天我去工地看看。”薛元锋吸溜着面条，“老陈说往东走两里地，有个大工地正在招人。”
“我跟你一起去。”米亚兰说。
“你留下看孩子。等我站稳了，你再找活。”
“孩子带着。”米亚兰的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不能耽误你干活。我听说这附近有服装厂，我去问问要不要人。”
薛仕昊抬起头：“爸，妈，我上学的事……”
屋里静了一瞬。薛元锋放下碗：“明天我去打听。城里学校多，总有能上的。”
夜里，薛仕昊和妹妹挤在床上，父母打地铺。月光透过塑料布糊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模糊的光斑。他听着父母压低声音说话。
“今天花了二百六十四块。”是父亲的声音，“还剩四百九十六。”
“省着点用，能撑两个月。”母亲说，“你找到活，一个月怎么也有三四百。我要是也能进厂，加起来能有五六百。除去房租吃喝，每月能攒下两三百。”
“孩子上学要钱。听说城里学校要借读费，一年得好几百。”
“先上着再说。总会有办法。”
声音渐渐低下去。薛仕昊在黑暗里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水渍形成的图案，像一只展翅的鸟。他想起了老家屋梁上的燕子窝，想起了村口那棵老槐树，想起了奶奶生前给他讲的故事。
那些都远去了。现在他躺在一个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听着陌生的城市夜声——远处隐约的汽车声，邻居家的电视机声，不知哪家的狗叫声。
但他不害怕。因为父母就在身边。因为炉子里还有未燃尽的煤，散发着微弱的暖意。因为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父亲会去工地，母亲会去服装厂，而他会去上学。
“哥。”妹妹在睡梦中呢喃。
薛仕昊轻轻拍拍她：“睡吧。”
月光移动，照亮了墙上一张不知前任租客留下的年画，画上是鲤鱼跃龙门。那鲤鱼奋力一跃的姿态，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生动。
薛仕昊看着那幅画，慢慢闭上眼睛。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在湍急的河流里逆流而上。水很急，石头很硬，但他不停地摆尾，不停地向上游。终于，他看见了一道门，一道金光闪闪的门。
他奋力一跃——
醒过来时，天已蒙蒙亮。父亲正在穿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母亲在炉子前煮粥。粥香混着煤烟味，飘满十平米的空间。
薛元锋吃完粥，把安全帽和劳保手套塞进编织袋，转身看着妻儿：“我走了。”
“中午记得吃饭。”米亚兰把两个馒头塞进他袋子里。
薛仕昊跳下床：“爸，我送你到门口。”
父子俩走到院门口。清晨的城中村还未完全苏醒，只有几个早起的摊贩在准备早点。薛元锋蹲下身，平视着儿子的眼睛。
“在家听妈妈话。等爸找到活，就送你去上学。”
“嗯。”薛仕昊用力点头，“爸，你小心点。”
薛元锋揉了揉儿子的头，站起身，大步朝东走去。晨光中，他的背影被拉得很长，工装上的水泥灰在光线下泛着白。
薛仕昊一直看着，直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巷子拐角。他转身回屋，帮母亲收拾碗筷。米亚兰把妹妹绑在背上，开始整理房间——尽管没什么可整理的。
“妈，我们能留在城里吗？”薛仕昊突然问。
米亚兰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儿子。七岁的孩子，眼睛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认真。
“能。”她回答，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只要一家人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阳光挤进狭窄的巷道，照在出租屋的门槛上。门槛不高，只有十厘米，却分隔了两个世界——门内是十平米的暂时栖身之所，门外是庞大、陌生、充满未知的省城。
薛仕昊站在门槛内，望着门外被阳光照亮的一小块地面。他想起奶奶说过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
那么，就从这道门槛开始走吧。
他抬起脚，跨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