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薛元锋就跟着人流来到了城东的建筑工地。
工地大门敞开，卡车进进出出，卷起漫天尘土。围栏上挂着的红色横幅已经褪色，但还能看清“安全生产，质量第一”几个大字。门卫室旁的空地上，黑压压站着一群人——都是来等活干的民工，大多和薛元锋一样，穿着褪色的工装，手里提着编织袋或破布包。
一个戴安全帽的工头从门卫室走出来，人群立刻骚动起来。
“都别挤！排好队！”工头扯着嗓子喊，手里拿着一个硬皮本子，“今天要二十个人，搬水泥！熟手优先！”
人群像潮水般向前涌。薛元锋凭着一身力气挤到前面，举起手：“我干过！在省城干过两年！”
工头打量他一眼，又看了看他粗糙的手掌和手心的老茧：“一天十二块，管中午一顿，干不干？”
“干！”
“叫什么名字？”
“薛元锋。薛仁贵的薛，元宝的元，锋利的锋。”
工头在笔记本上记下名字：“去那边领安全帽和手套。七点上工，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六点下工。中间休息要打卡，迟到早退扣钱。”
薛元锋领了安全帽——一顶黄色塑料帽，边缘有裂痕，用胶带缠着。手套是粗布劳保手套，大拇指处已经磨薄。他把安全帽戴上，手套塞进裤兜，跟着其他人走进工地。
工地很大，三栋楼房同时在建，最高的已经盖到八层。塔吊在空中缓缓旋转，钢筋水泥堆积如山。搅拌机轰隆作响，电焊的火花四处飞溅。
薛元锋被分到三号楼，任务是搬运水泥。五十公斤一袋的水泥，要从卡车卸货点搬到楼下的临时堆放处，再根据需要搬到各楼层。
第一袋水泥扛上肩时，熟悉的重压感传来。薛元锋调整了一下姿势，稳步走向堆放处。水泥灰从袋口缝隙飘出来，钻进鼻孔，粘在脸上。他很快就像其他人一样，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全蒙上了一层灰白色。
七点到九点，他搬了三十多袋。汗水湿透了衣服，和水泥灰混在一起，变成黏糊糊的一层。肩膀被压得生疼，但他咬牙忍着——在老家，他扛过更重的粮食口袋；在之前的工地，他连续干过十四小时。
休息时，工头递过来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馒头是凉的，菜汤里飘着几片白菜叶和几点油星。薛元锋蹲在水泥袋上，三两口吃完，又喝了一大碗免费供应的白开水。
“新来的？”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问他，脸上被水泥灰糊得只剩眼睛是亮的。
“嗯，今天第一天。”
“哪儿人？”
“薛家村的。”
“哦，北边来的。”汉子点点头，“我南县的。干多久了？”
“断断续续干过两年。中间回老家了。”
“这活儿累，但来钱稳。”汉子掏出烟，递给薛元锋一支，“一天十二，一个月满勤三百六，加上加班能上四百。比种地强。”
薛元锋接过烟，就着汉子的火柴点上。劣质烟草的味道冲进肺里，让他咳嗽了几声。
“孩子老婆带来了？”
“带来了，在刘家庄租了间房。”
“那好，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汉子吐了口烟圈，“你老婆找活了吗？工地食堂缺帮厨的，一天八块。”
薛元锋眼睛一亮：“真的？”
“我媳妇就在食堂。我帮你说说。”
“那太谢谢了！我叫薛元锋，大哥怎么称呼？”
“王德顺，叫我老王就行。”汉子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走，接着干。下午水泥车还来一拨。”
上午收工时，薛元锋已经搬了七十多袋水泥。肩膀火辣辣地疼，腿像灌了铅。但他心里踏实——今天十二块钱挣到了。如果妻子也能在食堂找到活，一天八块，加起来二十块。一个月就是六百。除去房租吃喝，能攒下三百多。
他盘算着，脚步都轻快了几分。
同一时间，米亚兰背着女儿，拉着薛仕昊，找到了老王媳妇说的那个服装厂。
服装厂在城中村边缘，是一栋三层旧楼。一楼是车间，窗户开着，传出缝纫机密集的哒哒声。门口贴着招工启事：招熟练缝纫工，计件工资，包午餐。
米亚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车间里光线昏暗，一排排缝纫机前坐着女工，低着头，手里布料飞快移动。空气里飘着布料的纤维和机油的味道。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皱着眉头看她：“干什么的？送货的走后面。”
“我……我来应聘。”米亚兰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会踩缝纫机。”
女人打量她一番，目光在她背上的孩子身上停留了一下：“带孩子来干活？”
“孩子很乖，不哭闹。我可以让她坐在旁边。”
“我们这没这规矩。”女人摇头，“你去找别的活吧。”
米亚兰没有走。她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一件衣服——那是她自己缝制的衬衫，针脚细密，领子挺括，袖口收得整齐利落。
“这是我做的。您看看手艺。”
女人接过衬衫，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摸了摸针脚，脸色缓和了些：“手艺不错。在哪学的？”
“在娘家时跟裁缝师傅学过两年。”
“计件工资，一件衬衫五毛，连衣裙八毛。多劳多得，中午管一顿饭。但不能带孩子。”
米亚兰的心沉了一下。她回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儿子，咬了咬牙：“我能把孩子放在门口吗？他很懂事，会自己玩。”
女人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薛仕昊站在门口阳光里，瘦瘦小小，但站得笔直，眼睛亮晶晶地望着车间里的一切。
“那是你儿子？”
“是。七岁了，很听话。”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你先试工三天。每天上午把孩子放传达室，中午和你一起吃饭。三天后要是能跟上速度，就留下。但这只是破例，其他女工不能效仿。”
米亚兰的眼里泛起泪光：“谢谢！谢谢您！”
“我姓张，是车间主任。你叫什么？”
“米亚兰。大米的水，亚洲的亚，兰花的兰。”
“好，米亚兰，明天七点半来上班，带上你的剪刀和尺子。厂里提供缝纫机。”
走出服装厂，米亚兰长长舒了口气。她蹲下身，平视着儿子的眼睛：“仕昊，妈妈找到工作了。明天开始，你要自己在传达室待一上午，可以吗？”
薛仕昊用力点头：“我可以看书。爸昨天买的识字本，我带着。”
“乖。”米亚兰摸摸他的头，“等妈妈发工资了，给你买新书包。”
“我不要新书包。”薛仕昊认真地说，“我要快点长大，帮爸妈干活。”
米亚兰鼻子一酸，把儿子搂进怀里。背上的女儿咿咿呀呀地伸手去抓哥哥的头发。
母子三人往家走。路过一个小学门口时，米亚兰停下脚步。正是课间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嬉戏，教学楼里传出朗朗读书声。
薛仕昊趴在栏杆上往里看，眼睛里有藏不住的渴望。
“妈，我什么时候能上学？”
“快了。”米亚兰看着校门口“光明小学”四个大字，“等爸妈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就送你来报名。”
“要很多钱吗？”
“总要有点钱。”米亚兰没有说具体数字。她打听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要交借读费，一年六百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但再难，也要让孩子上学。
回到家，米亚兰开始准备晚饭。蜂窝煤炉子生起来，锅里煮上稀饭。她把昨天买的萝卜切成丝，用盐腌上，又炒了一盘青菜。
傍晚六点半，薛元锋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了。他整个人像从面粉堆里爬出来，头发眉毛都是白的，只有眼睛和嘴巴周围露出一小块皮肤。
“快洗洗。”米亚兰端来一盆热水。
薛元锋脱下工装，露出肩膀——那里已经磨破了皮，红通通一片。他把脸和手洗干净，换了身干净衣服，才感觉活过来。
“怎么样？”米亚兰问。
“一天十二块，中午管饭。”薛元锋的声音沙哑，“肩膀磨破了，过几天就习惯了。你呢？”
“找到了，服装厂，计件工资。三天试工期。”
“好！好！”薛元锋连说两个好字，“老王说的食堂帮厨，我明天再去问问。要是你那边不合适，还有退路。”
夫妻俩坐在小板凳上，就着萝卜丝和青菜喝稀饭。薛仕昊已经吃过了，在煤油灯下看识字本——那是薛元锋昨天在旧书摊花一块钱买的，缺了好几页，但还能用。
“工地怎么样？”米亚兰小声问。
“累，但能扛。”薛元锋扒了口饭，“老王说，干得好下个月可能让我学扎钢筋，一天能多挣两块。”
“要注意安全。我听说工地上容易出事。”
“知道。”薛元锋顿了顿，“孩子上学的事，我打听了一下。附近有个农民工子弟小学，借读费一年四百，比正规小学便宜两百。”
“四百……”米亚兰在心里算了算。夫妻俩一个月能挣六百，除去房租吃喝，能剩三百。攒两个月，勉强够借读费。
“先攒钱。”薛元锋说，“等九月开学，送他去。”
夜里，孩子们睡着后，夫妻俩压低声音说话。
“今天花了多少？”薛元锋问。
“买菜花了三块，买煤球花了五块。”米亚兰说，“还剩四百八十八。”
“我明天领工资，十二块。你三天后要是通过试工，就能开始挣钱了。”
“缝纫机我熟，应该没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米亚兰轻声说：“元锋，咱们能留下吗？”
薛元锋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十平米的小屋，墙壁斑驳，窗户透风，隔壁传来电视声和孩子的哭闹声。这不是家，顶多算个窝。
但他想起白天工地上的塔吊，想起工头记名字的笔记本，想起老王递过来的烟。想起儿子趴在小学栏杆上的眼神，想起妻子接过试工机会时眼里的泪光。
“能。”他说，声音里有种粗粝的坚定，“别人能留下，咱们也能。苦几年，等站稳脚跟，租个大点的房，送孩子上好学校。”
“然后呢？”
“然后……”薛元锋想了想，“然后攒钱，做点小生意。不能一辈子给人打工。”
“做什么生意？”
“还没想好。但总有机会。”
米亚兰翻了个身，面对丈夫：“元锋，我不怕吃苦。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能过出甜味来。”
薛元锋伸手握住妻子的手。那双手因为常年做针线活，指尖有细密的茧，手掌却依然柔软。
“睡吧。”他说，“明天还要早起。”
煤油灯熄了，月光从塑料布糊的窗户透进来。薛仕昊在梦中呓语，妹妹吧嗒着小嘴。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寂寞，像是这座城市在深夜里的叹息。
薛元锋睁着眼睛，听着这些声音。肩膀的疼痛一阵阵传来，提醒他白天的劳作。但他心里是满的——今天挣了十二块钱，妻子找到了工作，儿子有学可上。虽然只是开始，虽然前路漫漫，但他们在往前走。
他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
那就一步步走吧。从一天十二块开始，从十平米的出租屋开始，从肩上磨破的皮开始。总有一天，他们会在这座庞大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窗外，城市灯火闪烁，像无数双眼睛，冷漠地注视着千千万万个如薛家一样的外来者。但其中总有些灯光，会为努力生活的人亮起。
薛元锋闭上眼睛，沉沉睡去。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工地照常开工，缝纫机照常转动。而他们一家，照常要为生活奔波。
这是他们在省城的第三天。第一份工已经找到，第一笔钱即将到手。未来还很模糊，但脚下的路，已经清晰可见地伸展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