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过后，薛家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在城西买了一套房子。
六十平米，两室一厅，三楼，朝南。虽然是二手房，但房子维护得不错，墙壁刚刷过，地板也是新铺的复合板。总价四万八，薛元锋一次性付清。
拿到房产证那天，一家四口在新房子里待了一整天。米亚兰把每个角落都擦得锃亮，薛仕昊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房间不大，但有一张真正的书桌，一个书架，还有一扇能看见街道的窗户。
“爸，妈，我以后就在这儿写作业。”他兴奋地说。
妹妹薛晓雯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从客厅跑到卧室，又从卧室跑到厨房，咯咯笑个不停。对她来说，这个宽敞明亮的空间，就是全世界。
薛元锋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街道。两年了，他们终于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窝。不用再担心房东涨房租，不用再半夜被隔壁的吵闹声惊醒，不用再在雨夜担心屋顶漏水。
“亚兰。”他回头对妻子说，“咱们真的站稳了。”
米亚兰正在擦玻璃，闻言停下动作，眼圈又红了。她想起两年前那个雨夜，一家四口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听着雨打塑料布的声音，盘算着第二天的生计。那时的他们，哪里敢想有一天能在省城有自己的房子？
“是啊，站稳了。”她喃喃道，“但仕昊的事……”
薛元锋的笑容淡了下去。他知道妻子在说什么——薛仕昊上学的事。
儿子在农民工子弟小学读了两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学校条件实在太差：教室冬天漏风，夏天闷热；老师流动性大，这学期教的可能下学期就走了；更关键的是，学校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孩子毕业后能不能升入初中都是问题。
“我想让仕昊转学。”米亚兰说，“转到正规小学去。”
薛元锋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马上要升四年级了，不能耽误。”
他们打听了一圈，选中了离家不远的“育才小学”。那是区里的重点小学，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但问题是，育才小学只接收本学区户口的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想入学，得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
“多少钱？”薛元锋问。
“一年一千二。”米亚兰叹了口气，“而且不是交钱就能上，还得托关系。”
一千二，相当于薛元锋以前在工地干四个月的工资。但为了儿子，这钱他们愿意出。
“我去找找关系。”薛元锋说。
第二天，薛元锋提着两瓶酒一条烟，去了废品站常打交道的王老板家。王老板是本地人，听说在教育局有点关系。
“老王，这事你得帮我。”薛元锋开门见山，“我儿子想上育才小学，钱不是问题，就是缺个引荐的。”
王老板抽着烟，沉吟半晌：“育才小学……校长姓李，我倒是认识。但你得知道，现在想进去的人太多了，光有钱不够，还得有人说话。”
“老王，只要你牵上线，后面我自己跑。”
王老板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给李校长打了个电话，约好第二天在茶楼见面。
薛元锋一夜没睡好。他特意去买了身新衣服——灰色的夹克，黑色的裤子，还去理发店理了发。镜子里的人，不再像两年前那个满脸尘土的农民工，但也不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既脱去了乡土气，又没完全融入城市。
“放自然点。”米亚兰给他整理衣领，“咱们是正大光明办事，不偷不抢。”
薛元锋点点头，但手心里全是汗。
茶楼在育才小学附近，装修得很雅致。薛元锋到的时候，李校长已经在了——五十多岁，戴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中山装，很有知识分子的派头。
“李校长，您好。”薛元锋上前握手，手有些抖。
“坐。”李校长抬了抬眼皮，打量着他，“王老板说，你孩子想上我们学校？”
“是，我儿子薛仕昊，在农民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成绩很好，次次年级第一。”薛元锋从包里拿出儿子的成绩单和三好学生奖状，“您看看。”
李校长接过，扫了一眼，放在桌上：“成绩是不错。但你应该知道，我们学校有规定，只接收本学区户口的学生。”
“我知道，所以想申请借读。”薛元锋把准备好的信封推过去，“这是一点心意，您看……”
李校长没碰信封：“借读费一年一千二，这是教育局定的标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明白，该交的钱一分不会少。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机会。”
李校长喝了口茶，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你下周一带孩子来学校，我们做个简单的测试。如果确实优秀，我可以考虑。”
薛元锋大喜：“谢谢李校长！谢谢！”
从茶楼出来，薛元锋长长舒了口气。他给王老板打电话道谢，又给家里报喜：“亚兰，有戏！李校长答应让孩子去测试！”
米亚兰在电话那头也高兴：“太好了！我这就告诉仕昊，让他好好准备！”
薛仕昊听说要去育才小学测试，既兴奋又紧张。他把自己所有的课本、作业本、试卷都翻出来，一遍遍地复习。米亚兰特意给他做了新衣服，买了新文具。
“仕昊，别紧张。”测试前一天晚上，米亚兰给儿子整理书包，“就像平时考试一样，会的就做，不会的就想。”
“妈，要是考不上怎么办？”薛仕昊问。
“考不上咱们再想办法。”米亚兰摸摸儿子的头，“但妈相信你，你一定能考上。”
周一早晨，薛元锋特意没去废品站，和米亚兰一起送儿子去学校。育才小学的大门比农民工子弟小学气派多了——电动伸缩门，大理石柱子，墙上贴着瓷砖拼成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薛仕昊看着校园里奔跑嬉戏的学生，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背着漂亮的书包，脸上是那种从小在优渥环境中长大的自信。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虽然也是新的，但明显是地摊货，和那些孩子的完全不一样。
“仕昊？”米亚兰察觉到儿子的异样。
“妈，我能考上吗？”薛仕昊小声问。
“能。”薛元锋斩钉截铁，“我儿子，一定行。”
测试在李校长的办公室进行。除了薛仕昊，还有另外三个孩子，都是想插班借读的。一个女老师发下试卷——语文、数学两科，难度明显高于三年级水平。
薛仕昊深吸一口气，拿起笔。试卷上的题目他大多见过，有些甚至做过类似的。在农民工子弟小学，老师教得浅，他就自己找高年级的课本看。这两年，他把四年级的课程都自学完了。
一个半小时后，交卷。女老师当场批改。
“薛仕昊，语文98，数学100。”女老师惊讶地抬头，“这孩子基础很扎实啊。”
另外三个孩子，最好的一个语文85，数学90。
李校长看了看成绩单，又看了看薛仕昊：“平时都看什么书？”
“课本，还有从图书馆借的。”薛仕昊回答，“《十万个为什么》、《少年科学画报》，还有四年级的数学课本。”
“自学四年级的？”
“嗯。我们学校教得慢，我就自己看。”
李校长点点头，对薛元锋说：“孩子确实不错。这样吧，你们把相关材料准备好，户口本、暂住证、父母的务工证明，还有借读费，下周一来办手续。”
薛元锋和米亚兰激动得连连道谢。走出学校大门，薛元锋一把抱起儿子转了个圈：“好小子！给爸长脸！”
薛仕昊也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能想象，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有专业的老师，有丰富的课外书，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才是他想象中的学校生活。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周五，薛元锋接到李校长的电话：“薛先生，不好意思，你孩子的事……可能有点麻烦。”
“怎么了？”薛元锋心里一紧。
“教育局刚下了文件，严格控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借读比例。我们学校名额已经满了。”李校长的声音很公式化，“实在抱歉。”
“可是您上次不是说……”
“上次是上次，现在是现在。”李校长打断他，“规定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电话挂了。薛元锋握着话筒，愣了很久。
“怎么了？”米亚兰问。
“说名额满了，不能收。”薛元锋的声音有些发抖。
“怎么可能？明明测试通过了……”
“说是教育局的新规定。”薛元锋一拳砸在墙上，“这帮王八蛋，耍我们呢！”
米亚兰也急了：“那怎么办？再去找李校长说说？”
“说有什么用？人家明摆着不想收。”
夫妻俩愁得一晚上没睡。第二天，薛元锋又去找王老板。王老板听完，摇摇头：“老薛，这事我估计是有人插队了。李校长那人我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你上次给的那点，怕是没打动他。”
“那我再加？”薛元锋咬牙。
“加多少？”王老板问，“现在想进育才的人，塞钱的多了去了。我听说，有人出到五千。”
五千！薛元锋倒吸一口凉气。一千二的借读费已经是天价，还要另外塞五千？
“这……这也太黑了吧？”
“没办法，资源有限。”王老板叹气，“要不你们考虑其他学校？差一点的，可能便宜些。”
薛元锋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五千块，相当于废品站两个月的利润。他不是拿不出，但觉得憋屈——凭什么？他儿子明明考了第一，凭什么还要花这么多冤枉钱？
“爸，我不上育才了。”薛仕昊突然说。
“什么？”
“我在现在的学校也挺好。”薛仕昊低着头，“老师对我不错，同学也熟了。而且……省下的钱，可以给妹妹买奶粉，给妈买新衣服。”
“胡说！”薛元锋火了，“这事不用你操心！爸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上好学校！”
“可是……”
“没有可是！”薛元锋难得对儿子这么凶，“你给我好好读书，其他事不用管！”
接下来的几天，薛元锋像疯了一样到处托关系。他找过工地老板，找过废品站同行，甚至找到以前在服装厂认识的一个本地女工。但得到的答复都一样：难，除非肯花大价钱。
米亚兰劝他：“要不就算了吧。孩子在哪儿读不是读？是金子总会发光。”
“那不一样。”薛元锋很固执，“环境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我不能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他也知道，这样硬碰硬不是办法。李校长那边明显是故意卡他，再找多少次也没用。
转机出现在一周后。薛元锋去钢厂送货时，偶然听到两个业务员聊天。
“李校长那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压下去了呗。不过也够他喝一壶的，举报信都到纪委了。”
“谁举报的？”
“还能是谁？竞争对手呗。听说有人想当副校长，正好抓他把柄。”
薛元锋心里一动。他凑过去，递上烟：“两位兄弟，你们说的李校长，是育才小学的那个？”
业务员警惕地看了他一眼：“你谁啊？”
“我是做废品回收的，姓薛。”薛元锋赔着笑，“不瞒两位，我儿子想上育才，正愁找不到门路呢。”
业务员对视一眼，其中一个压低声音：“老兄，我劝你别找他了。那人现在自身难保，被人举报收受贿赂，纪委正在查呢。”
薛元锋的心怦怦直跳：“真的？”
“千真万确。我姐夫在教育局，亲口说的。”
薛元锋谢过两人，匆匆离开。回到家，他把听到的消息告诉米亚兰。
“那……那咱们怎么办？”米亚兰问。
“等。”薛元锋眼里有光，“等李校长倒了，换新校长，咱们再试试。”
“可要是新校长也一样呢？”
“那就再想办法。”薛元锋咬牙，“我就不信，这么大个省城，没有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他们等了一个月。这一个月，薛仕昊照常在农民工子弟小学上学，但明显沉默了。有同学问他：“薛仕昊，你不是要转学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
薛仕昊只是笑笑，不说话。
他知道父母在为他奔波，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公平。但他也相信，就像父亲常说的，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办法。
四月中旬，消息传来：李校长被停职调查，育才小学由副校长暂时主持工作。新来的副校长姓周，四十多岁，据说是从其他学校调来的，作风正派。
薛元锋觉得机会来了。他这次没找中间人，直接去了学校。
周副校长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看到薛元锋，他抬起头：“你是？”
“周校长您好，我叫薛元锋，是个体户。”薛元锋开门见山，“我儿子薛仕昊，想申请到贵校借读。”
周副校长皱眉：“借读的事不归我管，你要找教务处。”
“我找过，但……”薛元锋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包括测试成绩优秀但被拒的事，但隐去了塞钱那段。
周副校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你把孩子的材料拿来我看看。”
薛元锋赶紧递上成绩单、奖状，还有上次测试的试卷复印件。
周副校长仔细看了一遍，尤其是那张数学满分的试卷：“这孩子确实优秀。”
“周校长，我们不是本地户口，但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孩子很懂事，学习也努力。我们就想给他一个好点的学习环境。”薛元锋说得诚恳，“该交的借读费我们一分不会少，只求一个公平的机会。”
周副校长又看了看材料，最后说：“这样吧，下周一你再带孩子来一次，我们重新测试。如果确实达到要求，我可以特批一个名额。”
“真的？”薛元锋不敢相信。
“但我有言在先。”周副校长表情严肃，“一、借读费按规定交，一分不能少，也一分不能多。二、孩子入学后，必须遵守校规校纪，成绩不能下滑。三、你们家长要配合学校工作，不能搞特殊化。”
“一定！一定！”薛元锋连连点头，“谢谢周校长！谢谢！”
第二次测试，薛仕昊再次以接近满分的成绩通过。周副校长当场拍板：“下周一，来办入学手续。”
从学校出来，薛元锋没有马上告诉儿子这个好消息。他先带儿子去了趟商场，买了一身真正的校服——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裤子，还有印着校徽的领带。又买了一个新书包，不是地摊货，而是商场里最贵的那种，双肩的，有护脊功能。
“爸，这是……”薛仕昊看着手里的东西，眼睛亮了。
“下周一，你去育才小学报到。”薛元锋说，声音有些哽咽，“四年级三班。”
薛仕昊愣了几秒，然后扑进父亲怀里。九岁的男孩，第一次在父亲面前哭出声。
“爸……谢谢你……”
薛元锋抱着儿子，拍着他的背：“是你自己争气。要不是你成绩好，周校长也不会破例。”
回家的路上，薛仕昊一直抱着新书包。夕阳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
“爸，我会好好读书。”薛仕昊突然说，“等我长大了，挣很多钱，让你和妈过上好日子。”
“爸不要你挣多少钱。”薛元锋摸摸儿子的头，“爸只要你走正道，有出息。”
周一早晨，薛仕昊穿着崭新的校服，背着新书包，走进了育才小学。电动伸缩门缓缓打开，像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米亚兰和薛元锋站在校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里。米亚兰又哭了，但这次是高兴的眼泪。
“终于……成了。”她说。
薛元锋点点头，没说话。他想起了这两个月的奔波，想起了李校长的刁难，想起了周副校长的公正。这个世界确实不公平，但只要你足够优秀，足够坚持，总会有讲道理的人，总会有敞开的大门。
“走吧。”他对妻子说，“咱们还得干活呢。儿子上学要钱，以后上大学更要钱。”
废品站里，机器轰鸣。薛元锋换上工作服，拿起工具，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他心里是踏实的——儿子有了好学校，家有了房子，生意有了起色。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下午，薛仕昊放学回家。他兴奋地讲着新学校的一切：明亮的教室，和蔼的老师，丰富的图书室，还有各种他没见过的实验器材。
“爸，妈，我们学校有电脑课！”他说，“就是电视里那种，能打字的机器。”
薛元锋和米亚兰听着，虽然不懂什么是电脑，但看着儿子发光的眼睛，就知道这钱花得值。
夜里，薛仕昊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写作业。书桌是新的，台灯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他翻开新课本，第一页上写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想起父亲常说：人要有志气。
那么，他的志气是什么？是考上好大学，是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是像周副校长那样，做一个能给别人机会的人。
窗外，城市灯火通明。无数个家庭里，无数个孩子正在灯下读书。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起点，但都在为一个共同的梦想努力——用知识改变命运。
薛仕昊是其中之一。他的路还很长，但第一步，已经稳稳地迈出去了。
而这第一步，是父母用血汗、用坚持、用永不放弃的爱，为他铺就的。
他知道，他不能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