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扬州时，天刚蒙蒙亮。
我和小雨混在下船的搬运工里，低着头，跟着人群挤出码头。扬州运河码头比徐州更大，船更多，人也更多。空气里飘着早点的香味——包子、油条、豆腐脑，混着江水潮气和柴油味。
小雨肩膀的伤已经简单处理过，用我从船上偷来的绷带缠着，但血还是渗出来，在深蓝色棉袄上洇开暗红色的斑块。她脸色苍白，嘴唇干裂，走路时身体微微右倾——那是伤口疼的表现。
“得找个地方给你重新包扎。”我说。
小雨摇头：“先离开码头。三点会的人在扬州也有眼线，码头是他们重点盯的地方。”
我们在小巷里穿行。扬州的老巷子很窄，青石板路湿漉漉的，两边是斑驳的白墙，墙头探出枯黄的藤蔓。偶尔有早起的人家开门倒马桶，哗啦一声，在晨雾里腾起白汽。
走了大概半小时，小雨在一家早点铺前停下。铺子很小，门口支着油锅，炸油条的香味浓得让人发晕。
“老板，两个菜包子，两碗豆浆。”小雨掏出零钱。
我们坐在铺子最里面的小桌旁。包子是白菜馅的，没什么油水，但我饿极了，三口就吞下一个。豆浆很烫，我捧着碗，热气扑在脸上，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小雨吃得很慢，每咽一口都要皱眉——伤口牵扯着疼。
“到上海还要多久？”我问。
“从扬州坐长途车到镇江，再从镇江转火车。”小雨压低声音，“但镇江火车站肯定有人守着。三点会知道我们会往上海走。”
“那怎么办？”
小雨没回答，她看着铺子外面渐渐亮起来的天，眼神有些空。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陈冲，如果到了上海，我们得分开走。”
我一愣：“为什么？”
“目标太大。”小雨说，“两个人一起走，容易被认出来。你去找周师傅，我……我有别的事要办。”
“什么事？”
小雨转过头看我，眼神复杂：“一些私事。你没必要知道。”
又是这句话。
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烦躁。这一路走来，她救了我三次——荒庙里、徐州巷战中、码头断后时。可她身上到处都是谜，问什么都不说，永远那句“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到上海？”我问，声音有点冲。
小雨沉默了几秒：“我说过，我欠你爸的。”
“就因为这个？”
“不然呢？”小雨反问，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你以为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看着她眼里的血丝，看着她肩膀上渗血的绷带。我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有些话，现在不能说。有些事，现在不能想。
吃过早饭，我们在扬州城里辗转。
小雨带我去了一家不起眼的小诊所——藏在巷子深处，门脸破旧，招牌上写着“王记跌打”四个字，字都褪色了。推门进去，里面光线昏暗，药味刺鼻。柜台后面坐着个老头，戴老花镜，正用戥子称草药。
“王伯。”小雨说。
老头抬头，推了推眼镜，看到小雨肩膀上的血，眉头皱起来：“又惹事了？”
“麻烦您了。”
老头没再多问，示意小雨进里屋。里屋更小，一张木板床，一个药柜，墙上贴着人体穴位图。老头让小雨坐下，剪开绷带。伤口露出来——枪伤，贯穿伤，前后两个洞，肉都翻出来了，边缘发黑。
“枪伤？”老头看了小雨一眼。
“嗯。”
“我只能给你清创包扎，取不了子弹。”老头说，“得去医院。”
“不能去医院。”
老头叹了口气，没再劝。他拿出酒精、棉花、药粉，开始处理伤口。酒精浇上去的瞬间，小雨身体猛地绷紧，指甲抠进床板里，额头上瞬间冒出冷汗，但她咬着牙，一声没吭。
我看着都疼。
处理完伤口，重新包扎好，老头又给了几包药粉：“一天换一次药。注意别沾水，别用力，否则伤口裂开就麻烦了。”
小雨点头，付了钱——不少钱，厚厚一沓零票。
走出诊所，天已经大亮了。街上人多起来，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小雨的脸色好了一些，但走路还是不稳。
“我们现在去哪？”我问。
“汽车站。”小雨说，“坐最早一班车去镇江。”
扬州汽车站在城西，是座新建的水泥建筑，比徐州的气派。售票厅里排着长队，墙上贴着红纸写的班次表。小雨让我在角落等着，她去排队买票。
我靠在墙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售票厅门口，站着个人。
三十多岁，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拿着报纸，像是在等车。但他的眼神不对——不是等车的人那种茫然或焦急，而是锐利的、扫视的，像在找什么。
更重要的是，他左耳后面，有颗痣。
周晓军？
小雨说，她哥左耳后面有颗痣。二十五岁，但眼前这人看着至少三十五。年龄对不上。
也许是我看错了。
那人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转过头来。我们的视线对上，他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
不是友善的笑，是那种“找到你了”的笑。
我心头一紧，转身就往售票厅里挤。小雨正在窗口买票，我冲过去抓住她胳膊：“快走！有人！”
小雨反应极快，甚至没问是谁，拉着我就往侧门跑。我们刚跑出侧门，就听见身后传来喊声：“站住！”
回头一看，不止一个人——四个人，从不同方向围过来。穿中山装的那个，还有三个穿工装的，手里都拿着东西，用报纸裹着，但看形状，不是刀就是棍。
“分开跑！”小雨说，“汽车站后门集合！”
“你伤——”
“别管我！跑！”
她往左，我往右。
我拼命跑，穿过停车场，绕过一堆堆的货物。身后脚步声紧追不舍，越来越近。前面是围墙，三米多高，上面插着碎玻璃。
完了。
我正想转身，旁边突然伸出一只手，把我拽进一辆卡车的车底。
“别出声。”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带着北方口音。
我趴在车底下，看着外面。那四个追兵跑过来，在围墙前停住。
“人呢？”
“翻墙跑了？”
“不可能，这墙这么高。”
他们在周围找了一圈，没找到，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他们走远，我才从车底爬出来。拉我的人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左耳后面有颗痣的男人。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你是陈冲？”
“你是谁？”
“周晓军。”他说。
我愣住了。
周晓军？小雨找了三年的人，就这么出现了？
“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跟我来。”周晓军没多解释，转身就走。
我犹豫了一下，跟了上去。他带着我七拐八绕，出了汽车站，钻进一条小巷，进了一家茶馆。茶馆很旧，木头桌椅都磨得发亮，角落里坐着几个老人，慢悠悠地喝茶、下棋。
周晓军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示意我也坐。
“你怎么知道我是陈冲？”我问。
“三点会发了你的画像。”周晓军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是一张粗糙的素描，画的是我的脸，虽然不太像，但能认出。“全江苏的堂口都收到了，活捉五千，打死三千。”
五千块。1981年的五千块，够在县城买套房子。
“你也是三点会的人？”我警惕起来。
“曾经是。”周晓军喝了口茶，“三年前退出了。因为我爸的事。”
“你爸……是被三点会毒死的？”
周晓军手一抖，茶水洒出来一点。他盯着我：“小雨告诉你的？”
我点点头。
“她还活着？”周晓军问，声音有点发紧。
“活着，在汽车站等我。”
周晓军沉默了很久。他低头看着茶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
“你不该来找我。”他最后说。
“是小雨找你，找了你三年。”
“我知道。”周晓军苦笑，“但她不该找。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又是这句话。
我忽然很讨厌这句话。每个人都这么说，好像不知道就能活得好似的。可我妈死了，我爸死了，红梅姨死了，我凭什么不能知道为什么？
“你爸到底怎么死的？”我问，声音冷下来。
周晓军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过了很久，他才说：“不是三点会毒死的。”
我一愣。
“是我。”周晓军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毒是我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