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是慢车，站站停。
我蜷缩在硬座车厢的角落里，脸贴着冰冷的车窗玻璃。窗外是黑夜中飞驰而过的田野、村庄、偶尔闪过的灯火。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烟味、食物馊味混在一起，空气浑浊得让人窒息。
但我不敢睡。
一闭眼，就是苏婉从三楼坠落的画面。那声闷响，那摊血，还有她最后看着天空的眼神。那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头发寒。
第三个了。
我数着手指。妈，红梅姨，苏婉。三条人命，都因为我。不，都因为那本账本。
口袋里还有小雨给的钱和纸条。我摸出来，借着车窗外的光看纸条上的字：
“杭州西湖区柳浪闻莺旁，‘听雨茶楼’，老板娘柳如眉。暗号：‘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字迹娟秀，是小雨的字。
我收起纸条，看向窗外。天快亮了，东方泛起鱼肚白。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站牌上写着“嘉兴”。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车厢里一阵骚动。
就在车门即将关闭时，几个人冲了上来。
三个男人，穿着深蓝色工装，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他们上车后迅速扫视车厢，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张脸。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三点会的人。
他们追到火车上来了。
我低下头，把脸埋进衣领里。但太迟了——其中一个已经看到了我。我们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下，他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咧开，露出一个无声的笑。
他朝另外两人使了个眼色。
三人分开，从车厢两头朝我包抄过来。
我站起身，往车厢连接处走。但那边也有人——第四个，守在连接处门口，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我。
前后夹击。
车厢里其他乘客感觉到了不对劲，纷纷侧目，但没人敢管。这是1982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看向车窗。车窗是上下推拉式的，开着一道缝。外面是飞速后退的田野，时速至少六十公里。
跳车，可能会死。
不跳，一定会死。
我深吸一口气，在最近的那个男人离我还有三米时，突然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连茶带水砸向他的脸！
那人侧头躲过，但就这一瞬间的空档，我已经冲向车窗，双手抓住窗框，整个人往外翻——
“拦住他！”
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
是守在连接处的那个人。他力气极大，硬把我往回拽。我另一只脚狠狠踹向他的脸，鞋底踹在鼻梁上，咔嚓一声，鼻血喷出来。他吃痛松手，我顺势翻出车窗。
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在空中翻滚，视线里天地倒转。然后重重摔在铁路边的碎石路基上，右肩先着地，剧痛传来，骨头可能裂了。我滚了几圈，滚进路边的排水沟里，浑浊的泥水淹没了半个身子。
火车呼啸而过，带起的风吹得我睁不开眼。
等火车完全驶过，我才从沟里爬出来。浑身湿透，右肩疼得抬不起来。天已经亮了，四周是稻田，远处有村庄的轮廓。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只知道离嘉兴站不远。
得赶紧离开铁路线。他们会下车往回搜。
我沿着田埂往南走。南方是杭州方向，但我不敢再坐火车了。公路也不敢走，太显眼。
水路。
我想起小雨说的京杭运河。运河贯穿江浙，从嘉兴可以直通杭州。如果能找到船……
走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走到一个集镇。镇子不大，有条河穿镇而过，河上停着些渔船和货船。我在镇口找了个早点摊，买了两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观察。
码头上，工人们在装卸货物。有条货船正在装麻袋，船老大是个四十多岁的黑脸汉子，正指挥工人。
我走过去：“老板，船往哪儿走？”
黑脸汉子看了我一眼：“杭州。装完这船货就走。”
“能搭个人吗？我付钱。”
汉子打量着我，看我浑身湿透、肩膀歪斜的狼狈样，皱了皱眉：“你这是……”
“摔了一跤。”我说，“去杭州探亲，火车坐过头了。”
汉子犹豫了一下：“二十块。”
我掏出小雨给的钱。厚厚一沓，都是十元大钞。我抽了两张递过去。汉子接过钱，脸色缓和了些：“上船吧，在船舱里待着，别乱跑。”
我上了船。船不大，是条木壳货船，船头有篷，篷下是船舱。船舱里堆着些杂物，还有张窄床。我在床上坐下，检查右肩——肿得老高，一动就钻心疼。
“你肩膀怎么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抬头，看见舱门口站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圆脸，大眼睛，梳着两条粗辫子，穿着碎花棉袄，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臂。
“摔的。”我说。
女人走进来，手里端着个碗，碗里是黑乎乎的药膏：“我爹说你是摔的，但摔能摔成这样？骨头错位了。”
她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胳膊，手法熟练地一拉一推——
咔嚓。
剧痛之后，肩膀复位了。
“你是……”我疼得龇牙咧嘴。
“阿秀。”女人说，把药膏敷在我肩膀上，“船娘。这是我家的船。”
她动作很麻利，敷完药，又用布条固定好我的肩膀。她的手粗糙，长满老茧，是常年劳作的手。
“谢谢。”我说。
“不用谢。”阿秀笑了，笑容很爽朗，“给钱的都是客。你躺会儿吧，船一会儿就开。”
她出去了。我躺在窄床上，听着外面船老大的吆喝声、工人的号子声，还有河水拍打船帮的声音。不知不觉，睡着了。
再醒来时，船已经开了。
从舱口望出去，河面很宽，两岸是冬日枯黄的芦苇。船行得不快，突突突的柴油机声有节奏地响着。我走出船舱，看见阿秀在船尾掌舵，她爹——那个黑脸汉子——在船头整理缆绳。
“醒了？”阿秀回头看了我一眼，“饿不饿？锅里有饭。”
我确实饿了。从昨天到现在，只吃了两个馒头。锅里是糙米饭和咸菜，我盛了一碗，坐在船尾吃。饭很硬，咸菜很咸，但我吃得很香。
“你去杭州找谁？”阿秀问。
“一个朋友。”我说，“开茶楼的。”
“杭州的茶楼多得很。”阿秀说，“不过现在生意都不好做。你是做什么的？”
“我……”我一时语塞，“跑单帮的。”
跑单帮是黑话，指个体贩运。1982年，改革开放刚开始，跑单帮的人不少，但大多游走在灰色地带。
阿秀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船在运河上行驶。下午时分，过了崇福镇，河面渐渐窄了。两岸开始出现山丘，山不高，但连绵起伏。天气阴沉，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
阿秀爹走过来，脸色凝重：“要变天了。前面是七里泷，水急弯多，得小心。”
七里泷是富春江的一段险滩，河道狭窄，水流湍急。即使是老船工，过这里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船驶入峡谷。
两岸山壁陡峭，怪石嶙峋。河水在这里变得湍急，打着旋儿，泛着白沫。船身开始剧烈摇晃，柴油机发出吃力的轰鸣。
阿秀全神贯注地掌舵，她爹在船头瞭望，不时喊话调整方向。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
在后面，大概五百米处，出现了三条船。
不是货船，是快艇——那种装了大马力发动机的小艇，船身细长，速度极快。每条艇上站着三四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在阴沉的天光下反着金属的光。
“爹！”阿秀也看见了。
阿秀爹回头一看，脸色大变：“水匪！”
在运河上跑船的，最怕两样：一是风浪，二是水匪。水匪大多是沿岸的流氓地痞，专抢过往船只。但眼前这三条快艇，看着不像普通水匪——装备太精良了，速度太快了。
“加速！”阿秀爹吼道。
阿秀把油门推到最大。柴油机咆哮着，船速提了起来，但货船毕竟是货船，再怎么加速也快不过快艇。
五百米，四百米，三百米……
快艇越来越近。我已经能看清艇上的人——穿着统一的黑色夹克，手里拿着砍刀、铁棍，还有……枪。
不是水匪。
是三点会的人。
他们从水路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