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听雨茶楼住了七天。
柳如眉把我照顾得很好。每天送饭送药，换药包扎，话不多，但做事细致。我的肩膀渐渐好了，能活动了，但还不能用力。
茶楼生意清淡。冬天不是喝茶的季节，加上对面巷口总有人盯着，客人更少。柳如眉也不在意，每天照常开门，烧水，擦桌子，拨算盘，像在等什么人，或者等什么事。
第七天傍晚，她上楼来，脸色凝重。
“你得走了。”她说。
“为什么？”
“青帮的人要搜楼。”柳如眉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来了六个人，带头的叫‘刀疤李’，是青帮杭州堂口的副堂主。他们怀疑我藏了青帮的旧账本。”
“你藏了吗？”
柳如眉看了我一眼：“藏了。但不是青帮的账本，是我父亲留下的另一本——关于三点会和青帮勾结的记录。”
我心头一震。
又一笔记本。
“你父亲……”
“我父亲是青帮的账房，管了三十年账。”柳如眉说，“三年前，他发现青帮高层和三点会勾结走私，偷偷记了一本。后来他和我丈夫‘出意外’死了，那本账本就到了我手里。”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和我妈给我的那个很像。打开，里面是笔记本，比林国栋的那本厚。
“这本里，记录了青帮哪些人和三点会合作，分了多少钱，走了哪些货。”柳如眉把账本递给我，“我不能留了。青帮的人今天不搜，明天也会搜。你带走，找机会交给小雨。她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你呢？”我问。
“我？”柳如眉笑了笑，“我一个寡妇，能把我怎么样？最多打一顿，搜不到东西，也就罢了。”
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青帮的人既然怀疑了，就不会轻易放过她。
“我们一起走。”我说。
柳如眉摇头：“走不了。茶楼前门后门都有人盯着。你从窗户走，二楼窗户对着隔壁院子，翻过去就是小巷。天黑就走。”
“可是——”
“没有可是。”柳如眉打断我，“小雨让你来找我，是信任我。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你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她把账本塞进我怀里，又给了我一沓钱和一张纸条：“这是路费和地址。去苏州，虎丘塔下有个‘凤鸣书场’，找唱评弹的白凤。她是小雨的朋友，能帮你。”
“白凤……”
“评弹艺人，但不止是艺人。”柳如眉深深看了我一眼，“她知道的，比你想的多。”
楼下传来敲门声，很重，很不耐烦。
“开门！青帮办事！”
柳如眉脸色一变，推了我一把：“走！快！”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天已经黑了，雨又下起来，冷雨打在脸上。楼下是隔壁院子的围墙，不高，能翻过去。
“柳姐……”我回头看她。
“别婆婆妈妈。”柳如眉说，“告诉小雨，我欠她的，还清了。”
敲门声变成踹门声。
哐！哐！
门闩要断了。
我翻身出窗，跳到围墙上，再跳进小巷。落地时肩膀一阵刺痛，但顾不上了。我沿着小巷跑，跑出几十米，回头看了一眼。
茶楼的灯还亮着。
然后，灯灭了。
接着是打砸声，叫骂声，还有……柳如眉的喊声，很短促，很快被淹没。
我没停，继续跑。
雨越下越大，打在青石板路上，溅起水花。我浑身湿透，但怀里的账本用油纸包着，没湿。
第五个。
柳如眉可能也死了，或者生不如死。
因为我。
我跑到西湖边，躲在柳树下，喘着气。湖面黑漆漆的，雨点打在水面上，密密麻麻的涟漪。远处，听雨茶楼的方向，隐约有火光。
他们放火了。
烧了茶楼，烧了柳如眉。
我跪在湖边，拳头砸在地上，砸出血。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个帮我的人，都要死？
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我在湖边坐到半夜，直到冷得受不了，才起身离开。
按柳如眉给的地址，我找到杭州汽车站，买了最早一班去苏州的车票。天还没亮，车站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等车的农民，裹着棉袄打盹。
我坐在长椅上，抱着怀里的两本账本——一本是林国栋的（副本，周师傅抄的），一本是柳如眉父亲的。两本账本，两条命换来的。
车来了，是破旧的长途客车。我上车，坐在最后一排。车开动了，离开杭州，往苏州去。
路上，我翻开柳如眉父亲的账本。
字迹很工整，用毛笔小楷写的，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1979年5月，青帮杭州堂口堂主刘四海，收三点会‘码头费’三千元，许其使用青帮码头三个。”
“1980年1月，青帮上海堂口副堂主周世昌（已故），经手走私电视机一百台，分润五千元。”
周世昌。
小雨的父亲。
原来他不仅是青帮的人，还参与过三点会的走私。难怪三点会要灭口——他知道得太多了。
继续往后翻，记录越来越多，涉及的人越来越多。青帮、三点会、海关、公安……一张巨大的网。
翻到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
“若见此本，吾命休矣。望后来者持此证，清污浊，正乾坤。柳青山绝笔。”
柳青山，柳如眉的父亲。
三年前就预感到自己会死。
车到苏州时，已经是下午。
苏州和杭州不一样。杭州是湖光山色，苏州是小桥流水。运河穿城而过，石桥一座接一座，白墙黑瓦的房子沿河而建，河边有妇女在洗衣服。
我按地址找到虎丘。虎丘是座小山，山上有座斜塔，就是虎丘塔。山脚下有条街，街两边是各种店铺、茶馆、书场。
凤鸣书场在街尾，是座老式茶馆，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今日演出：白凤《珍珠塔》”。
我走进去。里面很热闹，坐满了人，多是老头老太太，喝着茶，听着戏。台上，一个年轻女人正在弹琵琶唱评弹。
她就是白凤。
二十七八岁，穿着旗袍，淡青色，绣着梅花。头发挽成髻，插着银簪。她坐在台上，抱着琵琶，手指拨动，唱腔婉转：
“世间多少痴儿女，情深缘浅难相守……”
声音很好听，像山涧流水，清亮又带着淡淡的忧伤。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杯茶。茶很便宜，五分钱一杯，可以坐一下午。
白凤唱完一段，台下响起掌声。她微微欠身，抱着琵琶下台，进了后台。
我等了一会儿，见她没再出来，便起身往后门走。后门通往后院，院子很小，有口井，几盆花。一间厢房亮着灯，门虚掩着。
我敲了敲门。
“谁？”白凤的声音。
“柳如眉让我来的。”
门开了。白凤站在门口，已经换下了旗袍，穿着普通的蓝色工装，但气质还在，清冷得像枝白梅。
“进来说。”她让我进屋，关上门。
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琵琶。桌上摊着些乐谱，还有一本《红楼梦》。
“柳如眉怎么样了？”白凤问。
“可能……出事了。”我把昨晚的事简单说了。
白凤听完，沉默了很久。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背影单薄。
“她到底还是没躲过。”白凤轻声说，“三年前她丈夫死的时候，我就劝她离开杭州，她不听，说要在那儿等她父亲的一个故人。”
“等谁？”
白凤转过身，看着我：“等一个能把这些账本公之于众的人。但她没等到。”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柳如眉半个月前寄给我的信。她说如果有一个叫陈冲的年轻人来找我，就把这个给他。”
我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柳如眉的字迹：
“陈冲，见字如面。若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不在了。不必愧疚，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白凤是可信之人，她父亲生前是新华社记者，因报道走私案被灭口。她知道很多内情，能帮你。另外，小心小雨。她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保重。”
小心小雨。
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
“小雨……怎么了？”我问白凤。
白凤看着我，眼神复杂：“你知道小雨的父亲周世昌是怎么死的吗？”
“被毒死的，她哥下的毒。”
“那是表面的说法。”白凤说，“真正的死因，是因为周世昌想退出三点会，还想去举报。三点会灭口，但让周晓军背了黑锅。周晓军这些年东躲西藏，不是在躲三点会，是在躲小雨——他妹妹一直在追杀他，要替父报仇。”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小雨追杀她哥？
可她明明说在找哥哥，要带他回家。
“那小雨她……”
“她也是三点会的人。”白凤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心上，“或者说，曾经是。她父亲死后，三点会收留了她，训练她，利用她。这些年她表面在找哥哥，实际上在为三点会办事。”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她救过我三次！她要是三点会的人，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还要帮我？”
“因为她想从你身上得到一样东西。”白凤说，“你父亲的账本。三点会一直以为账本在你身上，所以派小雨接近你，取得你的信任，找机会拿走账本。但后来发现账本不在你身上，她才改变策略，继续跟着你，想通过你找到账本的下落。”
我愣住了。
回想这一路：荒庙里她突然出现，徐州巷战她身手不凡，上海分别时她让我去杭州……每一步，都那么巧合，那么及时。
真的是设计好的？
“那她现在在哪？”我问。
“在上海。”白凤说，“三点会上海堂口出了内乱，她去处理。顺便……找她哥哥。如果周晓军真的在上海出现，她会杀了他。”
我坐倒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混乱。
小雨是三点会的人。
她在利用我。
她救我是为了账本。
那她说的那些话呢？那些关于她爸她妈她哥的话呢？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白凤。
“因为柳如眉信里让我告诉你。”白凤说，“也因为……我父亲死前，也留下一封信，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走私账本来找我，就把真相告诉他。”
她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报纸、照片、文件。最上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吾女白凤亲启”。
“我父亲叫白松年，新华社驻上海记者。1979年，他开始调查沪港走私案，查到了三点会和青帮。1980年初，他写了一篇内参，还没递上去，就‘车祸’死了。”白凤说，“这些是他留下的资料，还有那篇没写完的报道。”
我翻看那些资料。照片上是码头、货物、还有一群人——有些穿着海关制服，有些穿着公安制服，有些是便装。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林虎。
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他站在一群人中间，正在和另一个穿干部服的人握手。
“这个人是谁？”我指着那个干部。
白凤看了一眼：“李建国，江苏省外贸厅副主任。三点会走私网络在官方的保护伞之一。”
保护伞。
原来如此。怪不得三点会这么猖狂，原来上面有人。
“这些资料，加上你手里的两本账本，够把这些人一锅端了。”白凤说，“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递上去，递到谁手里。李建国在省里势力很大，公安、海关都有他的人。递错了，就是送死。”
“那怎么办？”
白凤想了想：“北京要来人了。”
“什么？”
“下个月，中央派工作组来江苏，专门调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犯罪。带队的是一位老将军，铁面无私。如果能把这些资料交到他手里……”
“怎么交？”
“下个月十五号，工作组在南京召开座谈会，我可以混进去。”白凤说，“我是评弹艺人，有被邀请去演出。到时候，我把资料带进去。”
“太危险了。”
“危险也得做。”白凤说，“我父亲等这一天等了三年，我也等了三年。不能再等了。”
我看着白凤，她眼神坚定，像她父亲。
又一个准备赴死的人。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白凤摇头：“你不能去。三点会的人认识你，你一出现就会被抓。你在苏州等我消息。书场后院有间密室，很安全，你住那儿。”
她带我去了后院。院墙边有口枯井，井壁上有暗门，进去是个地下室，不大，但有床有桌，还有通风口。
“这里以前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文革时荒废了。”白凤说，“你住这儿，别出去。吃的用的，我会送来。”
我在地下室安顿下来。
白凤每天来两次，送饭送水，有时也坐一会儿，说说话。她话不多，但说起评弹来眼睛会发光。她说评弹不只是娱乐，是讲故事，是传承，是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就像《珍珠塔》里的方卿，”她说，“家道中落，被人看不起，但最后考中状元，扬眉吐气。老百姓爱听，是因为相信善恶有报。”
“那现实中呢？”我问，“善恶真的有报吗？”
白凤沉默了一会儿：“也许不会马上报，但总有一天会。就像我父亲，他死了，但他的报道，总有一天会见天日。”
她说话时，手指轻轻拨动琵琶弦，叮叮咚咚，像雨打芭蕉。
我在密室里待了十天。
第十天晚上，白凤来了，脸色很不好。
“出事了。”她说，“三点会的人查到苏州了。他们知道你在虎丘一带，正在挨家挨户搜。”
“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可能有人泄密。”白凤说，“你得马上走。今晚就走。”
“去哪儿？”
“南京。”白凤说，“提前去，等工作组。这里不安全了。”
她递给我一个包袱：“里面是衣服、钱，还有这些资料和账本，用油纸包好了，防水。你坐夜班船去南京，运河上有关卡，但晚上查得不严。”
“那你呢？”
“我断后。”白凤说，“他们不认识我，我可以拖一会儿。”
“不行！”我抓住她胳膊，“已经死了太多人了，不能再死人了！”
白凤看着我，眼神温柔了些：“陈冲，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我父亲的路，我接着走。你的路，还在前面。”
她掰开我的手，把包袱塞给我：“从后门走，去山塘街码头，今晚十点有船去南京。记住，到了南京，找‘金陵旅社’，老板姓赵，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会帮你。”
“白凤……”
“快走！”她推了我一把，“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抱起包袱，深深看了她一眼，转身从后门出去。
后门是条小巷，漆黑一片。我沿着巷子跑，跑向山塘街。跑到一半，听见书场方向传来吵闹声，还有砸东西的声音。
他们来了。
我没回头，继续跑。
跑到码头，船已经要开了。我跳上船，船夫是个老汉，看了我一眼：“去哪？”
“南京。”
“二十块。”
我付了钱，钻进船舱。船开了，离开码头，驶入运河。
我趴在船舷上，看着虎丘的方向。
书场的灯还亮着。
然后，灯灭了。
接着，响起了枪声。
不是一声，是很多声，噼里啪啦，像过年放鞭炮。
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船越行越远，虎丘的轮廓渐渐模糊。
我坐回船舱，抱着包袱。
包袱里，是两本账本，一沓资料，还有白凤父亲的遗书。
第六个。
白凤也死了。
为了给我断后，为了她父亲的遗志。
船舱里很黑，只有船头一盏马灯，随着船身摇晃。
我打开包袱，摸出那些东西。手在抖，抖得厉害。
然后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不是账本，也不是资料。
是一个小铁盒，火柴盒大小。我打开，里面是一卷微缩胶片——那种老式照相机用的胶片，卷得很紧。
胶片上，用极小的字写着：
“沪港走私网络全图及资金流向，1981年12月摄。”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证据。
白凤把它给了我，用命。
船在运河上行驶，夜越来越深。
我抱着铁盒，看着黑漆漆的河水。
小雨在利用我。
白凤为我而死。
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南京，我必须去。
把这些证据，交到该交的人手里。
然后，找林虎，找三点会，报仇。
血债，必须血偿。
所有债，一起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