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运河上走了两天一夜，进入长江。
长江比运河宽阔得多，江面浩瀚，水流湍急。货船在江心里像片树叶，随波起伏。我大部分时间待在船舱里，抱着那个装微缩胶片的铁盒，像抱着最后的希望。
船老大是个沉默寡言的老汉，姓吴，六十多岁，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他很少说话，只偶尔提醒我“吃饭了”或“要过闸了”。但眼神很锐利，看我的时候，像在掂量什么。
第二天傍晚，船到镇江。吴老汉把船靠在一个小码头，说：“今晚在这儿过夜，明早进长江主航道。你去买点吃的吧，明天一整天都在江上。”
我上了岸。码头很破，只有几个卖香烟零食的小摊。我买了几个烧饼、一包榨菜，正要回船，忽然看见码头边停着一辆吉普车。
军绿色的吉普车，车身上有白色的“公安”字样。
车里坐着两个人，都穿着公安制服，在看一张纸。其中一个人抬起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低下头，快步往回走。
但已经晚了。
“站住！”一个公安喊道。
我没停，反而跑起来。
“追！”
我冲回船上：“吴伯，快开船！”
吴老汉看了一眼岸上追来的公安，没多问，立刻解缆绳，发动柴油机。船缓缓离岸时，那两个公安已经冲到码头边，其中一个掏出了枪。
“停下！公安检查！”
吴老汉没停，反而加大油门。船加速驶离码头。
砰！
枪响了。
子弹打在船板上，木屑飞溅。
吴老汉骂了句脏话，把舵轮往左打满，船划了个弧线，躲进一艘大货船的阴影里。那艘货船正好要离港，汽笛长鸣，挡住了公安的视线。
我们趁乱驶入江心。
等岸上的吉普车变成一个小点，吴老汉才松了口气，但脸色很凝重：“小子，你惹的是公安？”
“不是公安。”我说，“是冒充公安的三点会。”
“三点会？”吴老汉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确定。真的公安不会随便开枪。”
吴老汉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刚才那是什么地方吗？”
“镇江码头。”
“那是三点会长江水运的一个据点。”吴老汉说，“他们的走私船常在那儿停靠。你能从那儿逃出来，命大。”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反应那么快。
“吴伯，你好像很了解三点会？”我问。
吴老汉没回答，只是看着江面。过了很久，才说：“我儿子，以前在三点会的船上当水手。三年前，船在海上出事，死了。说是意外，但我知道不是。”
他声音很平静，但握着舵轮的手在抖。
“三点会做事，狠。不听话的，不合作的，都得出‘意外’。”吴老汉说，“我老了，不想惹事。但看到你，像看到我儿子当年——也是这么倔，这么不知死活。”
我没说话。
“你去南京做什么？”吴老汉问。
“找人。”
“找谁？”
“一个旅馆老板，姓赵。”
吴老汉脸色变了变：“金陵旅社的赵铁山？”
“您认识？”
“认识。”吴老汉说，“但他三年前就死了。”
我愣住了。
白凤说赵铁山是她父亲的老朋友，让我去找他。但如果他三年前就死了……
“怎么死的？”我问。
“也是‘意外’。”吴老汉说，“旅馆失火，烧死了。但有人说，是先杀人，后放火。”
又是灭口。
赵铁山手里，肯定也有什么东西。
“那金陵旅社……”
“早没了。”吴老汉说，“烧成白地，现在是个仓库。”
完了。
南京的落脚点没了。
“你去南京，是送死。”吴老汉说，“三点会的人在南京也有堂口，而且势力比苏州、杭州都大。你一下船，就会被盯上。”
“那我怎么办？”
吴老汉想了想：“我在南京有个老朋友，开诊所的。你可以去他那儿躲几天。但他脾气怪，不随便收留人。你得有个理由。”
“什么理由？”
“就说是我侄子，来南京看病。”吴老汉说，“他姓孙，孙济民，在鼓楼医院旁边开中医诊所。你去找他，提我的名字，吴大川。”
吴大川。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船在长江上又走了一天，第三天凌晨，抵达南京下关码头。
南京比苏州、杭州都大，江面上船只密密麻麻，岸上高楼林立——虽然也就六七层，但在这个年代已经算高了。码头上人声鼎沸，起重机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吴老汉把船靠在一个偏僻的泊位，没走正规码头。
“从这儿上岸，往北走，过两个路口就是鼓楼。”吴老汉递给我一个小布袋，“里面有些钱，还有张纸条，写着孙济民的地址。记住，到了南京，别信任何人。三点会的眼线，比你想的多。”
“吴伯，谢谢您。”我接过布袋，深深鞠了一躬。
吴老汉摆摆手：“快走吧。记住，活着最重要。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跳上岸，回头看了一眼。吴老汉站在船头，对我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进了船舱。
我沿着江堤往北走。天还没亮，路上人很少，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和清扫马路的工人。走了大概半小时，到了鼓楼。
鼓楼是座古建筑，飞檐翘角，在晨曦里显得庄严。医院就在鼓楼旁边，是栋白色的大楼，门口挂着“南京市鼓楼医院”的牌子。
我在医院附近转了转，找到了孙济民的诊所。
诊所很小，在一条小巷里，门脸破旧，招牌上写着“孙氏中医”四个字，字都褪色了。门关着，但里面亮着灯。
我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脸——五十多岁，瘦削，戴眼镜，眼镜片很厚。
“找谁？”声音沙哑。
“孙济民医生吗？吴大川让我来的。”
那人打量了我几眼，然后开门：“进来。”
我进去，诊所里很简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药柜，还有张治疗床。空气里有浓重的中药味。
“大川让你来干什么？”孙济民问。
“他说您能帮我躲几天。”
孙济民皱眉：“我这儿不是避难所。你惹什么事了？”
“三点会的人在找我。”
孙济民脸色一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了看，又拉上。
“你叫什么？”
“陈冲。”
“陈冲……”孙济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忽然想起什么，“你就是那个……陈克龙的儿子？”
我一愣：“您认识我爸？”
“何止认识。”孙济民苦笑，“你爸当年在徐州铁路局的时候，我是局里的厂医。他受伤，都是我治的。”
原来如此。
“您知道我爸怎么死的吗？”我问。
孙济民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一些。但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又是这句话。
“我已经知道很多了。”我说，“我妈死了，我姨死了，苏婉死了，阿秀死了，柳如眉死了，白凤死了。都是因为那本账本。您觉得，我还有什么不能知道的？”
孙济民看着我，眼神复杂。他走到药柜前，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些旧照片。
他抽出一张，递给我。
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七八个人，穿着铁路制服，站在一列火车前。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爸——年轻很多，三十出头的样子，笑得爽朗。他旁边站着孙济民，也年轻，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这是1974年拍的，徐州铁路局机务段。”孙济民说，“你爸那时候是段里的技术标兵，我是厂医。我们关系不错，常一起喝酒。”
他指着照片上的另一个人：“这个，就是林国栋。”
林国栋。
账本的主人。
照片上，林国栋站在我爸旁边，个子不高，瘦，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不像个走私犯。
“林国栋是局里的调度员，脑子活，会来事。”孙济民说，“1975年，他开始偷偷倒卖铁路物资——煤炭、钢材、车皮。你爸发现了，劝他收手，他不听。后来事情闹大了，局里要查，林国栋就跑了。”
“那后来呢？”
“后来，林国栋加入了三点会，利用铁路的关系做走私。”孙济民说，“1978年，他找到你爸，想拉你爸入伙，你爸拒绝了。林国栋就威胁他，说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你妈刚怀上你，你爸怕出事，就假装答应，实际上偷偷记了一本账，把林国栋和三点会的交易全记下来了。”
原来账本是这么来的。
“1979年，林国栋发现你爸在记账，就想灭口。”孙济民继续说，“他制造了一次‘意外’——火车出轨，想把你爸害死。但你爸命大，只是重伤。林国栋以为他死了，就跑了。你爸醒过来后，知道不能再在铁路局待了，就带着你妈隐姓埋名，回了老家。”
“那林国栋呢？”
“死了。”孙济民说，“1980年，三点会内斗，林国栋被自己人干掉了。但他记的那本账，留了下来。三点会一直在找，因为你爸手里那本，记录了太多秘密。”
我明白了。
全明白了。
我爸不是故意要藏账本，他是为了保命，也为了留下证据。
“那您呢？”我问孙济民，“您怎么到南京来了？”
“林国栋死后，三点会开始清理知情人。”孙济民说，“我也是知情人之一。1980年底，我‘被’辞职，离开徐州，来了南京，开了这个小诊所，躲着。”
他顿了顿，又说：“但你爸一直没联系我。直到一个月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你爸写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儿子来找我，让我帮忙。他还说，账本在你身上。”
“信呢？”
“烧了。”孙济民说，“看完就烧了，不安全。”
他走到药柜前，又拿出一个小布包：“这是你爸寄给我的，说如果有一天你来了，交给你。”
我接过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把钥匙，铜的，很旧。还有一张纸条，我爸的字迹：
“冲儿，见此信时，爹已不在。钥匙是上海汇丰银行保险箱的，箱号307。里面有爹留给你的东西。记住，别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姓周的人。保重。”
姓周的人。
周小雨。
我爸早就知道小雨不可信。
“你爸知道周小雨是三点会的人。”孙济民说，“周小雨的父亲周世昌，以前也是铁路局的，后来进了青帮，又跟三点会勾结。你爸劝过他，他不听。周世昌死后，三点会收留了周小雨，训练她当眼线。”
“那我爸为什么还让小雨帮我？”
“将计就计。”孙济民说，“三点会想通过你找到账本，你爸想通过你，把账本送出去。小雨在利用你，你也在利用她。只是……你爸没想到，你会动真感情。”
我愣住了。
所以小雨对我的那些好，那些关心，那些救命之恩，都是演戏？
但荒庙里她为我挡风，船上她靠着我取暖，那些也是假的？
我不知道。
我的心乱成一团。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孙济民问。
“去上海，拿保险箱里的东西。”我说，“然后去北京，把这些证据交上去。”
“北京？”孙济民摇头，“你到不了北京。三点会在全国都有眼线，火车站、汽车站、码头，都有人守着。你一露面，就会被抓。”
“那怎么办？”
孙济民想了想：“等。”
“等什么？”
“等一个人。”孙济民说，“中央工作组下个月来南京，带队的是位老将军，叫刘振东。他是你爸的老首长，1969年你爸退伍，就是他批的。他嫉恶如仇，如果能见到他，把这些证据交给他……”
“怎么见？”
“刘将军有个女儿，在鼓楼医院当医生。”孙济民说，“我可以想办法，让你见到她。”
“她叫什么？”
“刘建军。”孙济民说，“外科医生，三十岁，还没结婚。她每周三晚上值夜班，你可以去医院找她。”
今天就是周三。
“我现在就去。”我说。
“不行。”孙济民拦住我，“医院里也有三点会的眼线。你这样去，太危险。等晚上，我带你从后门进去。”
我在诊所待到晚上。
孙济民给我换了身衣服——白大褂，戴着口罩和帽子，看起来像医院的实习医生。他还给了我一个病历夹，说：“拿着这个，装得像一点。”
晚上八点，我们去了医院。
从后门进去，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的灯亮着。孙济民对这里很熟，带着我七拐八绕，上了三楼，来到外科医生办公室。
“刘医生在手术室，还有半小时结束。”孙济民说，“你在这儿等着，别乱跑。”
他走了。
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墙上的钟。滴答，滴答，时间过得很慢。
半小时后，门开了。
一个女医生走进来，三十岁左右，个子很高，短发，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干练。她看到我，愣了一下：“你是？”
“刘建军医生吗？”我站起来，“孙济民医生让我来的。”
刘建军警惕地看着我：“孙医生？他让你来干什么？”
“我有东西要交给刘振东将军。”
刘建军脸色一变，迅速关上门，拉上窗帘：“你是谁？”
“陈冲。陈克龙的儿子。”
刘建军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说：“把东西给我看看。”
我掏出那个装微缩胶片的铁盒，还有两本账本。刘建军接过去，看了看，脸色越来越凝重。
“这些……你从哪里弄来的？”
“很多人用命换来的。”我说，“我妈，我姨，苏婉，阿秀，柳如眉，白凤……都死了。”
刘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父亲下个月来南京，我会把这些交给他。但你得离开南京，越快越好。三点会的人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
“你怎么知道？”
“医院里有他们的眼线。”刘建军说，“你今天下午进医院，就有人报告了。现在外面至少有十几个人，等着抓你。”
我心头一紧。
“从哪儿走？”
“跟我来。”刘建军收起东西，带着我走出办公室，往走廊深处走。
我们走到尽头，是一间药品仓库。刘建军打开门，里面堆满了药品箱子。她挪开几个箱子，露出后面的通风管道口。
“从这里爬出去，通到医院后面的小巷。”刘建军说，“出去后往东跑，过两个路口，有个公交车站，坐13路车到底站，那是长途汽车站，有车去芜湖。到了芜湖，再想办法去上海。”
“那你呢？”我问。
“我没事。”刘建军说，“我是刘振东的女儿，他们不敢动我。你快走。”
我爬进通风管道。管道很窄，只能勉强通过。我往前爬，爬了大概十几米，看到出口。正要出去，忽然听见下面传来打斗声，还有刘建军的喊声。
“你们干什么？！这里是医院！”
然后是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
我心头一沉，想爬回去，但已经来不及了。管道太窄，转不了身。
我只能继续往前爬，爬出出口。
出口在医院后面的小巷里，很黑，很安静。我跳下来，回头看医院大楼。
三楼的窗户，有一扇亮着灯，那是外科医生办公室。
然后，灯灭了。
接着，响起了爆炸声。
不是枪声，是爆炸。整层楼的窗户都被震碎了，火光从窗户里喷出来。
药品仓库爆炸了。
刘建军把那些人引进了仓库，然后引爆了药品。
同归于尽。
我跪在小巷里，看着那团火光。
第七个。
刘建军也死了。
为了掩护我逃走，和敌人同归于尽。
我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跑出小巷，跑上马路，跑向公交车站。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去上海。
拿保险箱里的东西。
然后，报仇。
杀光他们。
一个不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