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彻底死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连同我唯一的亲人一起，沉入了无边的黑暗。
后来，风暴平息了。村里人找回了那艘侥幸没有被吞噬的小船。船上只有一个幸存者，就是海生。他们说，是灯塔最后那道微弱的光，给了他们指引方向的力量，让他们在绝望中多撑了一刻。他们说，老林（我父亲）是为了救他们，活活累死的英雄。
村里人处理了父亲的后事，给了我一些微薄的抚恤。灯塔彻底废弃，再无人问津。而我，在送走父亲后，像一具被抽空了魂魄的躯壳，茫然四顾，天地之大，竟无一处可容身。最终，我的脚步，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这座冰冷、空旷、散发着死亡和尘埃气息的石塔。
我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无处可去，也许是因为那晚父亲未竟的守望，也许……仅仅是因为这里，是唯一一个还能让我看到海生每天出海的地方。这个念头如同藤蔓，一旦滋生，便疯狂缠绕，将我困死在这座石头的囚牢里。
日子在塔内凝固的灰尘和塔外潮汐的涨落中缓慢爬行。除了每天黎明前爬上塔顶，透过那条石缝痴望海生的身影，其余的时间，仿佛都成了冗长而空洞的填充物。
塔底有一扇沉重的铁门，通往外面的世界。门轴早已锈死，每一次开启，都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发出令人牙酸的、仿佛垂死巨兽般的呻吟。我很少打开它。门外的世界喧嚣而陌生，每一次踏入，那些或好奇、或怜悯、或带着疏离的目光，都像细小的针，刺得我浑身不自在。只有在食物彻底告罄，或者需要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时，我才不得不裹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几乎看不出原色的旧外套，低着头，脚步匆匆地穿过村子，去到村口那间小小的杂货铺。
杂货铺的老板是个姓陈的寡妇，村里人都叫她陈婶。她有着一张被海风和岁月深刻雕琢过的脸，眼神却出奇的温和。最初几次，她看到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惊愕和同情，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她默默接过我递过去的皱巴巴的零钱，把我要的干粮、盐巴、劣质的蜡烛塞进一个破旧的布袋里，动作麻利，从不拖泥带水。有时，她会额外多塞给我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硬邦邦的麦芽糖，或者几根蔫了的青菜，什么也不说。
“谢谢陈婶。”我总是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蚋，飞快地抓起布袋，逃也似的离开那混杂着劣质烟草、咸鱼和灰尘味道的狭小空间。
回去的路，感觉比来时更加漫长。脚下的砂石路硌着破旧的鞋底，路两旁低矮的石屋沉默地矗立着，偶尔有敞开的门洞里传出女人呵斥孩子的声音、锅铲碰撞的声响、或者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这些鲜活的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冰冷的玻璃，传到我耳朵里，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有一次，我抱着刚换来的食物低头疾走，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榕树下，差点撞上一个人。一股浓烈的鱼腥味和汗味扑面而来。
“哟！这不是灯塔里那个哑巴姑娘吗？”一个粗嘎的、带着明显戏谑的声音响起。
我猛地抬头，是村里的老光棍刘三。他咧着嘴，露出被劣质烟叶熏得焦黄的牙齿，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那目光黏腻得让人反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