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药端进来时，她正把脸埋进枕头。棉布吸走眼泪，却吸不走胸口的苦涩。那苦涩像泡了太久的中药，浓得化不开，从喉咙一直堵到心口。母亲的声音轻到近乎飘：“棠棠，喝药了。医生说如果坚持康复训练，也许……”
“也许还能做横叉？还能立足尖？”林晓棠猛地抬头，嗓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眼眶里的血丝像要渗出来，“妈，您看我这条腿，它现在像块石头！您觉得石头能跳《吉赛尔》吗？”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白色药汁在碗里晃出细小的圆晕，溅在床头柜上，像几滴凝固的眼泪。她张了张嘴，最终只说：“药凉了就苦了。”
那天之后，病房像一口封了盖的井。她拒绝说话，拒绝做抬腿勾脚背的练习，拒绝父亲特意绕了半个城市买来的草莓蛋糕。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每天跑十几个小时，特意绕到城南那家老字号蛋糕店，排队买她最爱吃的草莓奶油蛋糕。
蛋糕放在床头柜上，奶油在盛夏的室温里慢慢塌陷，粉白的草莓失去了光泽，像一朵被雨水打蔫的蔷薇。她盯着它，仿佛看见自己的力气正一点点化开，渗进洁白的瓷盘，连点痕迹都留不下。
母亲偷偷抹眼泪，父亲坐在床边抽烟，烟蒂堆了小半缸。她听见他们在走廊里小声争执。母亲说：“要不请个心理医生？”父亲叹口气：“她心里那道坎，得自己迈。”
七月二十号傍晚，隔壁床搬来一个老太太。病房里顿时多了些生气——不是消毒水的气，是带着阳光和草木的气。老太太姓杜，七十出头，头发雪白却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乌木簪子挽着。她左腿打着比林晓棠更厚重的石膏，怀里却抱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缸里插着三支向日葵。
花盘边缘有些发蔫，花瓣卷着边，像被风吹久了的纸，但花茎依旧笔直，倔强地挺着。
“姑娘，帮我递个枕头行不？”老太太嗓门洪亮，带着一点山里的口音，像山涧的水流撞击石头，脆生生的。
林晓棠没应声，手指却动了动，把自己床头的备用枕头推了过去。枕头套上印着小熊图案，是她小时候住院时母亲特意买的。
老太太接过，往腰后一垫，舒舒服服叹了口气：“哎，这就舒坦了。”她拍拍自己的石膏腿，“我这是爬山摔的。后山那片野路，我走了三十年，昨天不知怎么就脚下一滑。人老了，骨头脆，可我就爱往高处跑，摔也认。”
她举起搪瓷缸，对着光看：“你看我这花，菜市口捡的。摊主说快死了，扔了可惜，我偏要养起来。花这东西，跟人一样，你给点念想，它就肯熬。”
林晓棠这才抬眼认真看那三朵向日葵。夕阳从西窗滑进来，恰好落在花瓣上，像给它镀了一层流动的金箔。花盘微微昂起，仿佛要把最后一缕光也吸进身体里，连蔫了的花瓣都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那天夜里，她第一次主动让母亲把床头摇高。窗外住院楼与旧围墙之间，有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不知谁撒了几粒葵花籽，此刻正歪歪扭扭地立在那里，七八株，高的高，矮的矮，花盘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西边，夕阳落下去的地方。
“妈，明天帮我带本书吧，就那本《飞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