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
可我不敢写「他杀」，更不敢写「连环」。那时候我们这儿十年没出过命案，局长最恨「制造恐慌」。
我抽屉里还留着那张现场草图——我用铅笔画的：木桩、尸体、围巾、雪地上的脚印。三个脚印，两个朝外，一个朝内。可我自己的脚印明明只有一串。
我画完图，把它夹进卷宗，锁进铁柜。钥匙贴身放着，像揣着一块冰。
临睡前，我站在窗前，望着粮库方向。风还在刮，卷着雪粒打在玻璃上，啪啪响。恍惚间，我好像看见那条红围巾又飘了起来，在风里晃，像一面旗。
第二天清晨，老刘告诉我，姑娘身份查清了——李小芸，镇西头李瘸子的女儿，前天晚上说去同学家复习，再没回来。
我去她家时，她娘坐在炕上，手里攥着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是母女俩一起织的，红毛线是供销社最后一批货，全镇只卖了七条。
「我给她围上才走的……」她娘喃喃，「怎么会……在别人脖子上？」
我没敢说，那条围巾，不是她的。
我回所里查物证登记，发现法医交上来的证物袋里，只有头发，没有红毛线。
我去找陈法医，他人不见了。家属说他请了病假，连夜去了省城。
我翻出他留下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墨迹很淡，像是用快没水的钢笔写的：
＞ 「1991.11.11，第一具。她不是目标，是开始。」
我合上本子，手心全是汗。
窗外，雪又下了起来，厚厚一层，盖住了粮库后的脚印，也盖住了那根红围巾曾勒进雪地的痕迹。
可我知道——
有些东西，雪盖不住。
就像法医偷偷夹进证物袋的那根浅棕色头发，和他走前说的那句话：
「这颜色不像本地人。」
2 雪地脚印
第二年雪来得比头年还狠。腊月初三，风刮得电线嗡嗡响，像有人在夜里拉二胡。我正蹲在派出所炉子边啃冷窝头，老吴一头撞进来，棉帽子上结着冰碴，脸冻得发青。
「老朴！东排水沟……又有人！」
我扔下窝头就往外冲。雪没过脚脖子，每一步都像踩进冰窟。赶到时，人已经围了一圈，没人敢近前。尸体趴在沟沿，半边身子埋在雪里，脖子上缠着那条红围巾——和去年李小芸身上的一模一样。
我蹲下，手指刚碰到她手腕，心就沉了。
还是十九岁，还是睁着眼，还是辫子扎在脑后。
只是这次，她脚上少了一只鞋，另一只鞋底沾着半片火车票，写着「——春」，像是从「长春」撕下来的。
我正要拍照，远处传来「突突」声——一辆绿色吉普车陷在雪里，车门打开，下来个穿呢子大衣的男人，戴金丝边眼镜，拎着个黑皮箱，箱角贴着「省公安厅物证科」的标签。
他自我介绍叫赵建国，省厅派来协助办案。比我们晚到两个多小时——火车到站后，车不通，他是搭林场拖拉机来的。这年头，省里专家能三天内赶到，就算快的了。
赵建国没废话，直接蹲下验看。他掏出放大镜，一点一点扫雪地脚印。突然，他「嗯」了一声。
「42码半，解放鞋底，右脚外八字，步幅78厘米。」他边说边记在本子上，「和去年那个现场，特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