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去帮同学复习。」
> ——王小梅,19岁
我认得这字。
和去年李小芸留下的请假条,笔迹一模一样。
可李小芸,早就死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风从背后灌进来,吹得我脊梁发凉。
远处,火车站的汽笛响了,像一声哭。
我知道——
第二双脚印,已经走到了下一个姑娘门前。
而那个写下「别追,追就是下一位」的人,
或许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镇。
3 血字预告
1993年的夏天来得反常。六月就热得像蒸笼,蝉在树上叫得发疯,夜里连井水都带着温气。镇上人说,这是「倒阴天」,老辈人讲,热得邪乎的年头,必有血事。
我原本以为,红围巾会随着冬天封冻,像冰河一样沉下去。可七月初七,暴雨倾盆,雷打得房顶发颤,镇西头化肥厂后墙的排水渠里,又发现了尸体。
是个纺织厂女工,叫周小芹,二十一岁。她仰面躺在泥水里,身上盖着一个化肥袋,从头蒙到脚,像谁怕她冷。
我掀开袋子时,雨正砸在她脸上,顺着鼻梁往下淌。脖子上的红围巾湿透了,拧出的水是淡红色的,像掺了血。她眼睛闭着,嘴角却微微翘起,像是在笑。
可最让我头皮炸裂的,是那化肥袋。
袋子是旧的,边角磨得发白,印着「**省供销社·1989年度调拨专用」一行红字。可我们镇从没进过这批货——供销社老刘查了台账,说这批货当年只发往辽南三个县,最北没过松花江。
「谁能把这袋子弄来?」我问。
没人答。
更怪的是,袋子底下压着一张被雨水泡胀的纸片,是半页日历,年份模糊,只看得清「1994见」三个字,是用血写的,笔画歪斜,像临死前挣扎着画上去的。
「1994见?」我念出声,心里一紧,「这是……预告?」
法医老陈没来——他从去年冬天就再没出现。新来的李法医蹲下看了看,说:「勒痕和前两起一致,工具相同。但死者体内……有精斑。」
我猛地抬头:「能验吗?」
他苦笑:「我们这儿连显微镜都修不好,验个屁DNA。」
当晚,我把三起案子摊在桌上:
李小芸,1991冬,粮库后,红围巾,浅棕头发;
王小梅,1992冬,排水沟,红围巾,脚印42码半;
周小芹,1993夏,化肥袋,红围巾,血字「1994见」。
三具尸体,相隔378天,死者年龄递增一岁,作案时间却越来越不守「季节规律」。前两起都在寒冬,这次却在暴雨夜。
而且——现场干燥得诡异。
我带人重勘现场。暴雨下了整夜,可尸体身下的泥地,只有表层湿,往下十几厘米还是干的。像是……她不是当场被杀,而是死后被搬来摆放。
更奇怪的是,她脚边的水洼里,浮着一根红毛线,和围巾材质一模一样。可围巾完好无损,没少一根线。
我拿去化验室,技术员老张用显微镜看了半天,摇头:「这毛线……洗过。有碱性残留,像是用肥皂反复搓过。」
「谁会洗杀人用的围巾?」我问。
老张不说话,只把毛线装进证物袋,标签写:「疑似替换物。」
我盯着那袋毛线,突然想起李小芸母亲的话——全镇只卖了七条红围巾,母女俩一起织的。我翻出物证清单,查扣的那条红围巾,一直锁在铁柜里,编号「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