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夜开柜查验。围巾在，毛线完整，可当我对着灯照，发现其中一根红毛线颜色略浅——像是被人抽掉换过。
有人进过物证室。
铁柜钥匙只有三把：我、所长牛镇苕、副所长郑卫国。
郑卫国那晚值班，说没动过柜子。牛镇苕翻着台账，脸色铁青：「锁没撬，印泥封条也完好……可谁有第三把钥匙的复制品？」
没人答。
我忽然想起——上个月修柜子时，老锁匠老韩说这锁早年是「双芯梅花锁」，市面上早淘汰了，但「有些老公安还留着万能钥匙坯子」。
我翻出人事档案，发现牛镇苕八十年代在市局刑侦队干过三年，而那会儿，正管着全市物证室的万能备用钥匙。
可我没证据，也不敢问。
第二天，我去周小芹家走访。她妹妹递给我一个铁皮盒，说是姐姐留下的日记。
我翻开，前几页记的都是厂里琐事，直到最后一页，字迹突然变了：
＞ 「他又来了。穿大衣，戴手套，不说一句话。
＞ 我看见他从供销社后门进来，手里拎着化肥袋。
＞ 他说：‘1994见，我还有三个。’
＞ 我不信，可他知道我昨晚去了谁家……」
日记到这里断了，最后一页被撕去，只留下半行压痕。我拿铅笔轻轻涂，显出几个字：
＞ 「……围巾不是杀人的，是标记。」
我浑身发冷。
标记？
标记谁？
前面两个死者，也是被「标记」的？
我冲回所里，翻出前两起的现场照片。放大李小芸的围巾细节，发现靠近木桩的一侧，有极细的划痕，像是被什么锐器蹭过。
王小梅的围巾也有，位置相同。
我找来放大镜，终于看清——
那是两个极小的数字，用针尖刻在毛线结上：
「02」和「03」。
而周小芹的围巾，在同一位置，刻着：
「04」。
那根锁在物证室的「第一案」围巾呢？
我颤抖着手翻出，照光细看——
没有编号。
要么是凶手漏刻了，
要么是……这根本不是第一案。
我坐在档案室，窗外雨还在下，像无数人在敲玻璃。
突然，我意识到一件事——
周小芹日记里写的「供销社后门」，我们镇根本没有省供销社的仓库。
可她为什么会写这个？
我骑车去县档案馆，翻到1989年物资调拨记录，发现当年有一批「红色腈纶毛线」随化肥一同调拨，目的地是**辽南三县**。
可记录末尾，有一行手写备注：
＞ 「另有两袋误发至北安线岔河口站，未追回。」
岔河口？
就是我们镇的老火车站。
也就是说——这批化肥袋，确实来过这里。
只是没人记得，也没人查。
我拿着记录回所，想找牛镇苕商量，却发现他办公室的抽屉开着，里面那份「1994见」的血字纸片，不见了。
桌上留了张便条，字迹工整：
＞ 「案子到此为止。别让夏天也冷下来。」
没署名。
我站在窗前，望着暴雨中的街道。
远处，一个穿雨衣的人影站在供销社旧址前，手里拎着个化肥袋，一动不动。
等我冲出去，人已消失。
地上只留下一串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