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怎么多说话，接过琥珀，会靠在树干上看我。我坐在树根盘成的台阶上，把抠下来的苔藓团成小球，一颗一颗摆在上面。那是在算树的心跳，我知道。树醒着的时候，小球会吸饱潮气，变得软乎乎的；树睡着时，小球就缩成一团，硬邦邦的。
“今天的树，睡得沉。”有一次我突然说，眼睛盯着那些苔藓球。
他抬头看了看天，森林里永远是绿蒙蒙的，看不见太阳，但我知道他听明白了。时间走得确实慢了些，像水在冰里慢慢流。“风想把树摇醒。”他说。
他低下头，笑了。眼睛很亮，比苔藓最亮的时候还亮。“琥珀不想。”我说着，指了指他手里的布包。
等苔藓的光爬到第七片叶子时，我会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碎苔藓。“明天带新的来。”我总是这么说，然后转身走进更深的森林，步子很轻，怕踩疼了睡着的蘑菇。我知道他在看我，直到我的蓝布衫融进周围的绿，像一滴墨晕进水里。
树又开始轻轻摇晃，一声一声，裹着露水的味道。我听见他把琥珀嵌进树芯的声音，很轻，像雪花落在苔藓上。
这就是我的森林，我的苔藓，和我的树中人。
我是陈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治医生，负责林深和苏雾这两个病例已经快两年了。
第一次见林深时，他正对着病房墙壁上的水渍喃喃自语，说那是“钟塔的瞭望口”，语气认真得像在汇报工作。他会精准地记住每天下午三点十七分，准时坐在窗边，手里捏着一片从绿化带捡来的枯叶，说是“等待修钟人送齿轮”。而苏雾，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口袋里常年装着团成小球的纸巾——她管那叫“苔藓球”，说要靠这个计算“森林的心跳”。
他们的病房斜对门，中间隔着条不长的走廊。每天下午三点十七分，苏雾会准时走出病房，手里攥着个方格布包（护士说里面通常是药片或一小块饼干），走到林深的窗边，踮脚把布包递给他。林深会郑重地接过来，低头“检查”片刻，然后说句什么，苏雾便笑起来，眼睛亮得像藏了光。
护士说他们是“病友”，但我更愿意称这种关系为“闭环”。林深的钟塔需要修钟人，苏雾的森林需要树中人，而他们恰好成了彼此世界里那个必须存在的角色。林深说苏雾袖口的湿泥是“刚从塔下的礁石边来”，苏雾说林深站在窗边的样子是“树最高的枝桠”，他们用各自的逻辑，为对方的异常找到了最合理的解释。
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苏雾像往常一样转身回房，林深则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布包放进枕头下——他说那是“钟芯最关键的齿轮”。我站在护士站的监控屏幕前，看着走廊里逐渐空荡，只有消毒水的味道在空气里慢慢沉下来。
病历本上，林深的诊断是妄想性障碍，苏雾是重度抑郁症伴随精神病性症状。但在每天那二十七分钟的对视里，他们的眼神清明得不像病人。或许对他们而言，那个被浓雾包裹的钟塔，那片长满苔藓的森林，比病房的白墙更真实。
而我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一切：今天林深又对着墙壁“调试钟摆”了，苏雾的“苔藓球”比昨天多捏了三颗，他们交换布包时，指尖相触的时间比上周长了半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