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接过钱时，眼眶也红了，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妈！谢谢您！我发誓，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您和然然！」信誓旦旦。
我们举家搬到了省城，租了个小门面，做起了建材小生意。陈默干劲十足。我则照顾儿子，帮他打理账目。母亲留在省城，租住在附近。日子在忙碌和希望中滑过。
然而，现实残酷。建材行业竞争惨烈，利润微薄。更现实的是儿子的户口和上学问题。省城高昂的门槛和费用，让我们望而却步。为了儿子的未来，我不得不带着他回到家乡小城，留下陈默独自在省城支撑。
分离再次成为常态。起初，陈默的电话还算频繁，抱怨生意艰难，诉说压力。我心怀愧疚，体谅他的不易，反复叮嘱母亲：「妈，您离得近，有空多去看看陈默，给他做点饭，他一个人太辛苦……」母亲一开始对陈默颇有微词，但架不住我的恳求，也心疼女婿，渐渐地，去得勤了，回来偶尔也会说：「默默看着是瘦了点，不过精神还行，守着店，挺踏实的。」听到母亲对他评价的改变，我心里那点因分离而滋生的不安，似乎稍稍平复。
可渐渐地，陈默的电话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每次打过去，不是占线就是匆匆挂断。过年，成了期盼。然而，第一个春节，他说生意刚起步，得守着，车票难买，不回来了。第二个春节，又说行情不好，来回花费大，不如省下来。我提出带儿子去省城看他，他语气立刻焦躁：「来什么来？这边乱糟糟的，你们来了住哪？挤店里？孩子受得了？别折腾了，省点钱！」
失落和疑虑，悄然滋生。第三个春节前，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和儿子必须过去！小宝想爸爸了！」这一次，他没有再强硬拒绝，沉默了很久，才闷闷地应了一声：「……行吧。」
抵达省城那天下着小雨，空气阴冷。陈默到车站接我们，脸上堆着笑，眼神却有些飘忽。出租屋在老旧的筒子楼里，狭窄、昏暗，有股淡淡的霉味和烟味。陈默搓着手：「条件差，凑合几天。」
儿子兴奋地在小屋里跑来跑去。我放下行李，习惯性地想帮他整理。目光扫过那张狭窄的单人床时，床脚下一点异样的颜色攫住了我的视线——一根长长的、深棕色、明显属于女人的直发。我的心跳猛地一滞。
「这是什么？」我弯腰，用指尖捻起那根头发，举到陈默面前。声音尽量平稳，指尖却在抖。
陈默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慌乱。「哦……这个啊，」他语气故作轻松，带着点不耐烦，「肯定是我堂姐上次来看我，不小心掉的。她那人，头发长。」他伸手想拿走头发扔掉。
我看着他那张因窘迫而泛红的脸，那闪烁的眼神，那急于销毁证据的动作。高中时那个一撒谎就脸红的少年，与眼前这个眼神游移的男人重叠。冰冷的直觉沿着脊椎爬上来。但「堂姐」这个解释，似乎也说得通。为了那点可怜的「完整」，我选择了相信，把那根刺眼的头发扔进垃圾桶。
短暂的春节假期在刻意维持的平静中度过。陈默对儿子亲昵，对我客气疏离。临行前一晚，我们在他店里整理旧单据。他的手机放在旁边充电。
突然，「嗡——嗡——」手机屏幕亮起，一个没有备注的陌生本地号码。屏幕亮了几秒，暗下去。没过两分钟，同一个号码再次执着地亮起、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