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试试戴个耳塞？3M那种黄色的，工业级降噪，效果不错！我们有时候怕吵——哦不是，我们有时候需要专注也戴。”
他差点说漏嘴，但迅速圆了回来。
我看着他俩那两双清澈又无辜、写满了“我们很正常是你在找茬”的眼睛，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窜起的火苗，试图继续讲道理，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声音分贝，而在于物理共振：“不是……主要这不光是声音，关键是震动太厉害，我家的天花板都在晃，灯也要掉了，真的有点担心安全问题……”
“哎呀，老旧小区就这样的啦！楼板薄，没办法！我们也没想到动静这么大。”
女生抢过话头，语气轻快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断言，仿佛在陈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
“我们之前租的新公寓隔音可好了，怎么跳都没事，物业还说我们生活健康呢。要不您跟物业说说，给天花板加层隔音？或者自己吊个顶？一劳永逸！”
她轻飘飘地给出了解决方案，仿佛这只是个微不足道、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的小问题。
说完，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十足，仿佛共同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对外交涉”和“邻里关系危机公关”。
男生像是为了给这场对话画上一个圆满的、具有说服力的句号，或者单纯只是觉得手里的实心球有点沉，随手就把它朝身后客厅光洁的地板上轻轻一扔——
“砰！”
一声结结实实的闷响，通过地板和墙体结构，清晰无比地传导入我的脚底，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像一记闷拳打在我的胸口。
我所有准备好的、关于互相理解、关于邻里和睦的说辞，都被这一“球”砸得粉碎，碎得捡都捡不起来。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甚至连那个勉强的微笑都维持不住了，转身下楼。身后传来清晰的关门声，以及门关上后隐约传来的、压抑不住的、银铃般的笑声，像针一样刺着我的耳膜。
回到屋里，一种无力的愤怒和深深的挫败感攫住了我。
讲道理，无效，对方有一套自洽的逻辑闭环。
我拨通了物业的电话，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后的、文明的途径。
经理老刘的声音一如既往，像被几十年陈的油腻浸过，滑溜、圆润且极其擅长和稀泥：
“哎呀，李先生……是，是，您反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年轻人，爱运动，是好事嘛！精神可嘉！总比窝家里打游戏强，对吧？咱们这老小区，邻里之间就是要多互相体谅……您年纪比他们大些，多包涵？远亲不如近邻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要不……我给您找副好点的耳塞？我这有新的，瑞士进口的，效果据说特别好……”
他成功地把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转化成了我需要一副更好耳塞的问题。
那晚，我躺在床上，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
天花板上的“咚！咚！咚！”准时响起，富有节奏，坚持不懈，仿佛某种恶意的、永不停歇的节拍器，在测量着我的忍耐极限。
我望着那盏仍在微微晃动的吊灯，灰败的情绪像冰冷粘稠的潮水一样慢慢漫上来，淹没头顶。
难道只剩下忍气吞声直到他们搬家（那得何年何月？）或者撕破脸皮报警两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