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厂部研究决定，下列同志自即日起光荣下岗……”
赵大勇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三行。报纸在他手里抖了一下，纸边划破指腹，血珠渗进“荣”字的凹槽里，把“荣”染成了“辱”。
车间外的槐树刚冒芽，风一吹，绿得刺眼。大勇把报纸折成四折，塞进棉袄口袋，和厂徽、饭票、半包“大前门”挤在一起。他抬头望天，天也灰扑扑的，像一口翻倒的铁锅，扣在头顶三十年了，今天终于落下来，砸得他耳朵里嗡嗡响。
工友老郑拍拍他肩：“大勇，想开点，国家不会不管咱。”
大勇笑笑，嘴角扯得生疼。他知道国家管的是“咱”，不是“我”。国家给的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表格，表格上有一栏“特长”，他写了“会拧螺丝”，笔尖顿了顿，又添了“也会养花”。
其实他没养过花，只养过一盆仙人掌，养死了。
同一天傍晚，松花江解冻的碎冰顺着江心漂，就像无数碎掉的饭碗。大勇蹬着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网兜，网兜里装着下岗证、户口本、女儿小杰的疫苗本。网兜一晃，证件们就互相碰撞，发出塑料壳子特有的脆响——那是他全部的家当。
他本打算回家，脚却把他带到了城东的“万芳花市”。花市是旧仓库改的，拱形铁门上刷着褪色的白漆，“万”字缺了腿，像个人跪在地上。门口挤满了人，棉袄扣子敞着，领口冒热气，像一口口刚揭锅的蒸笼。
大勇把自行车支在门口，锁了三道。锁是新的，钥匙却锈了，拧了三圈才“咔哒”一声。
他挤进人群，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土腥味、沤肥味、塑料薄膜味，还有一丝甜腻腻的香，像桂花糖被雨水泡发了。
人群中央，一个老头站在木箱上。老头左腿比右腿短一截，裤管空荡荡地晃。他右手拄一根枣木拐杖，左手捏一根兰花茎，茎尾咬在嘴里，随着说话一翘一翘。
“诸位，诸位——”老头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割肉，一字一刀，“这叫帝王锦，一株换北京一环房！”
人群“嗡”地一声，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大勇踮脚，只看见老头脚边一排花盆，盆里绿得发黑的叶子，叶脉凸起，像青筋暴起的手背。
老头用拐杖敲敲花盆，声音清脆：“看好了，这是真龙舌，不是草！去年广州拍卖会，一盆拍了三十八万八！”
三十八万一盆。
大勇在心里掰指头：他拧十年螺丝，不吃不喝，也攒不到三十八万。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下岗证，硬壳子边缘硌得指腹生疼。
老头突然弯腰，从花盆里掐下一片叶子，举到灯下。灯光透过叶肉，叶脉像一张网，网住所有人的眼。
“看见没？金线！金线越多，越值钱！”老头唾沫星子溅到叶子上，给叶子镀了一层油。
大勇的喉咙发紧。他想起了厂里的宣传栏，栏里贴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原来生命可以这么具体——一片叶子，一条金线，三十八万人民币。
人群开始骚动。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掏出钱包，抽出两张百元大钞：“给我来两株！”
老头眯眼笑，眼角的皱纹像晒干的蚯蚓：“两株？你这是买菜呢。帝王锦一株起卖，一口价，两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