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大勇又来了花市。
这次他带了一千块钱
——房租拖了三天，房东太太骂得他耳朵起茧。
马三爷的摊位扩大了，用红布围了一圈，像个戏台。
台上摆着一排更大的花盆，盆里的叶子更绿，金线更粗。
“新品种，”马三爷咬着兰花茎，声音含糊，“叫‘绿翡翠’，一株五千，下周涨到一万。”
人群比上次更多。
大勇挤到前排，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正数钱，一沓一沓，全是百元大钞。
男人买了三株，抱在怀里。马三爷亲自给他系上红绸带，系完拍拍他的肩：“老板发财！”
大勇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又摸了摸怀里的“帝王锦”——叶子已经黄了两片，裂纹是蜘蛛网得形状。
他转身要走，却被马三爷叫住：“兄弟，别急走。”
马三爷从柜台下掏出一本杂志，封面是一盆兰花，标题用红字印着：《一株兰花，换北京三环一套房》。
“看看，”马三爷把杂志塞给他，“这是趋势。”
大勇翻开杂志，第一页是一张照片：马三爷站在一盆兰花旁，笑得满脸褶子。照片下面一行小字：马三，长春花卉协会副会长。
他抬头看马三爷，老头正用拐杖敲花盆，敲得“咚咚”响，像在敲一面鼓。鼓声里，人群的眼睛越来越亮，像一群饿狼，看见了一块肉。
大勇把杂志揣进怀里，和下岗证、户口本、疫苗本挤在一起。
这一次，他没买花。
他回家，把“帝王锦”放在窗台上，每天浇两次水。
叶子还是黄，裂纹还是长。
小杰问：“爸爸，这花会开花吗？”
大勇摸摸她的头：“会，开了花，咱们就有钱买钢琴了。”
一个月后，花市炸了。
不是爆炸的炸，是价格的炸。
“绿翡翠”从五千涨到八千，再涨到一万二。
报纸上开始登：广州某富商，花十五万买一株“绿翡翠”，只为送给情人。
大勇的“帝王锦”依旧没开花。
第三片叶子掉了，落在花盆里，像一片枯死的羽毛。
他抱着花盆去找马三爷。
花市门口贴着大红告示：因市场扩建，所有摊位迁至新址。新址在城西，原来是旧飞机场，跑道长，能摆更多摊位。
新花市更大，更亮，门口立着充气拱门，上书“东北花卉第一市”。
拱门底下，马三爷坐在太师椅上，身后一块广告牌：
“君子兰，绿色金条，今天不买，明天翻倍！”
大勇挤过去，把花盆放在马三爷脚边：“三爷，您看……”
马三爷瞄了一眼黄叶，笑了：“兄弟，花跟人一样，得看命。你这株，命不好。”
大勇的耳根烧得发烫：“那……能换吗？”
马三爷用拐杖拨了拨黄叶：“换可以，得加钱。”
“加多少？”
“三千。”
大勇的口袋里只有两千五。他咬咬牙：“两千五行吗？”
马三爷摇头，金牙闪得像一把刀：“行有行规。”
大勇蹲在地上，把花盆抱起来，心疼的像抱一个病孩子。黄叶蹭过他的下巴，痒酥酥的。
他往回走，走到拱门底下，突然听见有人喊：“赵师傅！”
回头，是厂里原来的车间主任老郑。老郑穿着皮夹克，怀里抱着两盆“绿翡翠”，笑得满脸褶子：“发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