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闹钟在七点半准时响起，刺耳铃声撕破了清晨的宁静。
我闭着眼睛，右手本能地在床头柜上摸索，打翻了一个空矿泉水瓶——那是我昨晚熬夜到凌晨两点赶项目报告时喝完的。
手指终于碰到冰凉的金属外壳，熟练地按下停止键。
世界瞬间清静了，但脑袋里的轰鸣却才刚刚开始。
昏沉，像是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太阳穴一突一突地抽痛，每一次心跳都像有把小锤子在那里敲打。
眼皮重得像是挂上了铅块，强行睁开一条缝，看到的是从劣质遮光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灰白光线。
才睡了五个多小时，身体却在抗议，渴望回到那并不舒适的床垫上去。
这就是我，李伟，三十二岁，某家中型金融公司的项目专员，过去七年的每一个工作日，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
用我妻子小雅的话说，我是在「用命换钱」，而我通常只能苦笑着回一句：「不然呢？房贷、奶粉钱、父母的养老，哪一样会跟你客气？」
挣扎着坐起身，揉着干涩发痛的双眼。
房间里还残留着昨晚的寂寥——电脑桌上是吃剩的泡面碗，旁边散落着几页打印出来的报表数据。
空气里弥漫着疲惫和一种属于独居中年男人的寡淡气味。
我和小雅的结婚照挂在床头，照片上在三亚阳光下笑得没心没肺的两个人，如今一个带着孩子住在老家，一个在这座一线城市的出租屋里日夜搏命，视频通话时常常相对无言，只剩下屏幕两头深深的疲惫。
女儿丫丫两岁了，上次见我，怯生生地躲在外婆身后，不肯叫爸爸。
五分钟，
用超市打折时囤的廉价剃须膏和须后水潦草地刮了胡子，
冰凉的水刺激着皮肤，带来一丝短暂的清醒。
三分钟，套上那套领口开始泛白的灰色西装——它是我的战袍，也是我的囚服。
最后，抓起沉甸甸的公文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充电器、一堆文件和昨晚没吃完的半包饼干，作为标准开局，我冲出了房门。
早上这个时间点的地铁，永远是一场人性的试炼。
以往的我总是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潮里，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罐头车厢。
周围弥漫着复杂的气味：汗味、劣质香水味、韭菜包子味，还有地铁本身那种混合了油脂和金属的沉闷味道。
每个人都面无表情，或麻木地盯着手机，或空洞地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广告牌。
这就是我，也是千百万都市打工仔每个工作日的开始，一种被规训已久的、近乎本能的痛苦常态。
但是，今天似乎有些不一样。
地铁上还有一些位置。
下地铁后，
我习惯性地抬手看了眼手表——8:25。
很好，不会迟到，全勤奖保住了。
每天像精密仪器一样卡着点生活，早已成了肌肉记忆。
但紧接着，一种强烈的不对劲的感觉，像一丝冰冷的电流，突然从脊椎窜上来。
金融街上，空荡荡的。
安静得可怕。
没有西装革履、步履匆匆、打着电话皱着眉头的人群，
没有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疯狂地按着喇叭穿梭，
甚至连平时排长队的咖啡店门口，也只见店员悠闲地擦拭着柜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