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吹灭十七岁生日蜡烛不久，稚气尚未完全从脸庞褪尽的安娜玛丽·夏塞涅，便在可能略显仓促甚至懵懂的状态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成为了某某夫人。修道院四年的精心雕琢，似乎就是为了将她稳妥地送入另一个男人的羽翼之下。她的人生，似乎正沿着那条被规划好的、看似“正确”的轨道，平稳前行。然而，谁又能预见，这个被匆忙嫁出的“成品”，体内蕴藏着足以颠覆这条轨道的惊人能量？
五十年后，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对这次结合以及她没有准备好的新婚之夜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在我生日那天，我结婚了，这种打击让我窒息，我失去了XX。
蜜月之旅将安娜玛丽带到了那个她只在修女们偶尔的只言片语或泛黄插图中见过的名字——巴黎。这座“浪漫之都”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她的感官。修道院的清规戒律与乡间的恬淡宁静在这里被碾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林荫大道的喧嚣繁华、橱窗里的流光溢彩、空气中弥漫的咖啡香与脂粉气，以及一种无处不在的、令人眩晕的自由气息。一切都在发光，一切都在诱惑，一切都让她心醉神迷。
而真正在她灵魂深处点燃一把火的，是在歌剧院观看的那场《托斯卡》。但震撼她的不仅是歌剧本身，更是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身影——莎拉·伯恩哈特 (Sarah Bernhardt)。这位传奇的“神圣莎拉”，用她摄人心魄的表演、充满磁性的嗓音和一种近乎神性的舞台存在感，彻底征服了安娜玛丽。当演出落幕，安娜玛丽亲眼目睹了盛况：狂热的观众如潮水般涌向台前，争相将成束的山茶花与玫瑰抛向那位女神，呼喊与赞美几乎要掀翻剧院的穹顶。伯恩哈特优雅地接受着这一切，仿佛生来就该沐浴在聚光灯与崇拜之中。
那一刻，站在后排、紧握着廉价门票的乡下女孩安娜玛丽，感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在她心底疯狂滋长——不是对某个男人的倾慕，而是对那种被万众瞩目、被狂热爱戴、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生活本身的强烈向往。莎拉·伯恩哈特就是活的榜样，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凭借才华与魅力，成为世界的中心，而非仅仅是谁的妻子或母亲。一颗名为“成功”的种子，带着野心的尖刺，悄然刺破了修道院在她心中筑起的温顺外壳。谁还不配有个梦想呢？ 即便是她，安娜玛丽·夏塞涅，这个退役穷士兵的女儿，此刻也贪婪地呼吸着这名为“可能性”的稀薄空气。
命运给了她一个残酷的急转弯。蜜月的激情余温尚未散尽，结婚仅仅一个月后，安娜玛丽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刚刚在巴黎歌剧院被点燃的、色彩斑斓的白日梦，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生理现实击得粉碎。她或许曾怀着少女的天真，希望生一个和她一样甜美的女孩，可以分享她未能实现的梦想。但“当然，这也不是她能决定的”——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是女性对自己身体和命运掌控权的彻底丧失。
1887年，一个名叫马克 (Marc) 的男孩降临人世。初为人母的喜悦？至少在安娜玛丽后来的回忆中，这份情感被巨大的疏离感和力不从心所淹没。她毫不讳言地形容自己是一位“糟糕的母亲”。在她眼中，这个需要她日夜照料、啼哭不止的小生命，与其说是血脉的延续，不如说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强加给她的角色扮演道具。她曾用一句充满苦涩自嘲的话总结这段经历：“我的儿子就像是给一个小女孩的活娃娃——新鲜感过后，只剩下不知所措和厌倦的职责。” 修道院精心培养的“淑女”技能，在婴儿的哭闹和尿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那个在巴黎歌剧院被点燃的、关于舞台、鲜花和掌声的炽热梦想，被婴儿的啼哭声彻底淹没，似乎永远锁进了记忆的阁楼。她的人生轨道，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令人眩晕的巅峰，急坠入另一个完全由社会规范定义的、布满琐碎职责的深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