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的过程，对黎灿而言，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凌迟。沈家的律师，用精准而冷酷的法律语言，构建起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牢笼：
她的“不稳定生活环境”——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照片被放大投影出来，阴暗、拥挤、堆满杂物，像一个无声的控诉。
她的“低收入与缺乏保障”——临时工合同、微薄的工资流水单，每一份证据都指向她无力承担一个孩子“应有”的未来。
她的“单亲家庭结构”——被反复强调为“天然的缺陷”，是孩子成长路上无法回避的阴影。
律师的声音平稳而有力，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秤砣，不断加码在黎灿这一端的天平上。他引用的法律条文，那些关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抚养能力评估”、“物质保障优先性”的冰冷词汇，像一道道无形的枷锁，沉重地套在黎灿的脖子上，让她每一次呼吸都无比艰难。
对方律师陈述完毕，法庭陷入短暂的寂静。
这时，沈父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没有走向证人席，只是微微侧身，目光越过冰冷的空气，直接落在孤立无援的黎灿身上。他的动作自然而带着一种上位者特有的、令人信服的从容。
“法官大人，”沈父的声音不高，却清晰沉稳地传遍法庭的每个角落，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感和不容置疑的说服力，“作为一个父亲，也作为一个祖父，我恳请法庭，抛开一些无谓的意气之争和个人情感，真正地、冷静地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对这个孩子未来最好的选择？”
他的目光转向坐在旁听席角落、由保姆陪着、正紧张地抠着手指的小辰，眼神变得异常“温和”而“慈爱”。
“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需要开阔的眼界，需要顶尖的教育资源，需要能够支撑他探索世界、实现理想的坚实平台。”沈父的语气充满了“真诚”的忧虑，“我们沈家，可以提供最好的国际学校，最专业的兴趣培养，可以带他游历世界，接触最前沿的知识和思想。这些，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更是金钱买不到的‘未来’。”
他顿了顿，目光重新落回黎灿苍白的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痛心”的惋惜：“苏小姐，我知道你爱孩子。作为一个母亲，你的付出，我能理解一部分。但是，爱，有时不能仅仅依靠本能和勇气。现实很残酷，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最好的起点，未来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去追赶，甚至可能永远也追不上。”
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沉重感：“你忍心，因为一时的……不舍，就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吗？让他将来，因为资源的匮乏、眼界的局限，而不得不重复……某些艰辛的道路吗？”
最后这句话，像一根淬毒的针，精准地刺穿了黎灿心脏最深处那道从未愈合的伤口——她自己的身世。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底层挣扎的艰辛，因为没有好的教育而处处碰壁的困窘……那些她拼命想要为儿子规避的黑暗过往，被沈父用如此“温和”、如此“讲理”的方式，血淋淋地剖开在她面前，成为剥夺她抚养权最有力的武器。
黎灿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和恐惧。沈父的话，像冰冷的潮水，一遍遍冲刷着她摇摇欲坠的信念堤坝。她看着对面沈夫人冰冷而笃定的眼神，看着沈父那充满“无奈”和“责任”的“讲理”姿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得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