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将父亲用白布妥善包裹好，费力地、几乎是连抱带扛地将他安置进那辆老桑塔纳无比宽敞的后备箱里时，那股寒意才似乎消散了一些。车库昏暗的光线下，黑色的车漆斑驳脱落，像得了某种皮肤病。它沉默地匍匐在那里，散发着一股汽油、灰尘和岁月混杂的沉闷气味。
引擎发动的声音嘶哑无力，喘振了好几下才不情愿地轰鸣起来。
旅途在最初的十几个小时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平稳。高速公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无止境地向前延伸。两旁的景色单调重复，绿色的隔离栏、偶尔掠过的指示牌、对向车道模糊的车灯流光。
我机械地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被车灯切割开的黑暗。收音机早就坏了，只能发出滋啦的电流杂音，后来我干脆关掉了它。车厢里只剩下引擎持续的低吼和轮胎碾压路面的噪音，这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单调的白噪音，反而加剧了死寂感。
孤独和疲惫像潮水一样慢慢漫上来。我不敢过多进食，水也喝得很少，尽量减少去服务区的次数。每次不得已停下，加油或者匆匆解决内急，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高度集中在那只黑色的、毫无动静的后备箱上。任何投向这辆破旧轿车的目光，都会让我心跳骤停一瞬，手心沁出冷汗。
父亲那句“绝不能打开后备箱”的叮嘱，开始像咒语一样，在我过度寂静的脑海里盘旋、发酵。它不再仅仅是一句遗言，而是变成了一个有实质的重压，沉甸甸地压在后备箱盖上，也压在我的心上。
我开始不可抑制地想象。想象父亲躺在那个黑暗的、颠簸的狭小空间里，随着车辆的晃动而微微晃动。想象那份死亡带来的绝对的静默。然后，一些更荒诞、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开始不受控制地滋生——比如，尸体真的能一直保持绝对安静吗？会不会有什么……声音？不是敲击声，或许只是肌肉收缩？或者气体……
我猛地摇头，试图把这些骇人的想象甩出去。我摇下车窗，让夜风猛烈地灌进来，吹得我头发乱舞。冰冷的空气暂时驱散了车厢里浑浊的气息，却吹不散我心底那股越聚越浓的不安。
第二个夜晚，我开始失眠。即使把车停在最灯火通明的服务区角落，即使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一闭上眼，父亲临终前那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就会浮现出来，还有他那句扭曲而严厉的警告。车外的任何一点细微声响——远处卡车的鸣笛、夜归旅客模糊的交谈声、甚至是风吹过路灯杆的呜咽——都会让我惊坐起来，心脏狂跳，警惕地望向窗外，确认没有人靠近我的车。
我对那后备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警觉。行驶中，我会时不时地瞥一眼车内后视镜，虽然镜子里只能看到盖得严严实实的后备箱盖。每一次小幅度的颠簸，我都会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直到确认身后没有任何异响传来，才敢缓缓吐出那口气。
时间失去了线性流动的感觉，它变得粘稠而循环，只有仪表盘上跳跃的里程数在提醒我，正在一点点远离熟悉的城市，逼近那个于我而言只存在于父亲模糊回忆中的陌生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