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鼻子一酸。昨晚工头用手机外放，他恰好看到了陈圆纪录片里，青黛在悬崖边用额头一遍遍摩挲岩石的片段。此刻，那母猴绝望而温柔的姿态，女儿倔强画花的背影，在他心头轰然对撞。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缓缓地蹲下来，也捡起一根木棍。他学着女儿的样子，在未干的水泥地上，笨拙地画出蒲公英的花瓣，然后伸出粗粝的手指，在花心处用力按下一个凹痕——那是花托的形状。
第二天，工友们都知道了老周女儿的事。没人组织，但工地上开始有了变化。休息时，总有人默默走到那片水泥地旁，蹲下，用木棍或手指，添上一朵歪歪扭扭的蒲公英。渐渐地，安全帽上也开始出现这种朴素的涂鸦，灰扑扑的硬壳上开出一小片野花。小雨的班主任循着地址找来家访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二十多个沾满水泥灰、头戴“蒲公英”安全帽的工人，像沉默的卫兵，站在简易的铁皮房前，目光齐刷刷地看着她。那个曾在电话里抱怨“农民工孩子不懂规矩”的女老师，脸腾地红了。她没说话，只是慢慢蹲下身，摸了摸小雨沾着泥点的头发。
04 刻满乌龟的课桌
转学生阿树的课桌，像一块突兀的伤疤，钉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桌面刻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乌龟”字符，边缘还凝固着几抹深褐色的、难以洗净的印记——像干涸的血。同学们私下里叫它“纳粹课桌”，带着猎奇和隐隐的排斥。他们不知道，阿树的祖父，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那些乌龟，是老人用尽余生，在能接触到的所有木头上刻下的无声控诉，最终成了阿树继承的、沉重的遗产。
午休时间，喧嚣的教室安静下来。阿树像往常一样，从抽屉里摸出铅笔和一张薄薄的宣纸，小心翼翼地将宣纸覆在桌面的刻痕上，用铅笔轻轻拓印。铅笔芯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他专注的样子，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好奇与议论。
美术老师林夏站在教室后门，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她想起了陈圆纪录片里那个震撼又心碎的细节：当疤脸撕咬小豆时，围观的猴群里，总有一两只老猴默默低下头，用爪子小心地收集地上被撕扯掉的幼猴胎毛。那是一种原始的、沉默的铭记。一股冲动涌上心头。
“同学们，”林夏站上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