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在老旧的街区七拐八绕，最终在筒子楼那片熟悉的、被岁月熏染得灰扑扑的“鸽子笼”前停下。刚下车，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钉在了原地。
巷子，那条狭窄得仅容一辆小三轮车勉强通过的、两旁永远晾晒着五颜六色衣物、堆放着杂物的巷子，此刻被彻底塞满了。不是熟悉的自行车、破旧摩托或收废品的三轮，而是十辆……不，可能更多，线条流畅、漆黑锃亮、如同沉默巨兽般的加长林肯轿车，首尾相接，霸道地将狭窄的通道彻底堵死，不留一丝缝隙。阳光照射在那些光可鉴人的车身上，反射出刺目而冰冷的光晕，与周遭斑驳的墙皮、挂着油污的窗台、风中飘荡的廉价内衣裤形成了地狱般的荒诞对比。几个穿着真丝衬衫、笔挺西裤、皮鞋亮得能当镜子的男人，正面无表情地站在车旁，姿态恭敬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像误入贫民窟的昂贵雕塑，与提着菜篮子、穿着拖鞋、目瞪口呆站在巷口不敢进也不敢出的老街坊们构成了无声的战场。
我深吸一口气，攥紧手中那个湿漉漉、仿佛是我此刻唯一依靠的廉价塑料袋，硬着头皮往里挤。邻居们复杂的目光——惊愕、艳羡、探究、畏惧——如同实质的针，扎在我背上。筒子楼那阴暗、陡峭、墙皮剥落、永远散发着油烟、霉味和不知名饭菜混合气息的楼梯，此刻被另一群人占据了。
大约七八个人，同样西装革履，神情肃穆，像一道黑色的堤坝，沉默地矗立在狭窄的楼梯间。他们挤占了大部分空间，让本就局促的地方更显压抑。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隼。他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物件。
那是一个花瓶。高约一尺，器型优雅饱满，线条流畅得如同凝固的乐章。瓶身绘着极其繁复细腻的图案——翠蓝的蕉叶，红艳的石榴，明黄的秋葵，洁白的莲花……色彩绚丽夺目，却又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润釉光下和谐统一，透出一种历经时光洗礼的、内敛而厚重的华美。它安静地被那人捧在手中，像捧着一泓凝固的彩霞，一件不属于这个灰暗、油腻、充斥着烟火气的狭窄楼梯间的圣物。阳光艰难地从高处的气窗挤进来一缕，恰好落在那花瓶上，釉彩流转，光华内蕴，美得惊心动魄，也贵得让人窒息。我贫瘠的认知无法叫出它的名字，但那扑面而来的古老与奢华气息，无声地宣告着它的价值连城，像一个来自遥远时空的、冰冷傲慢的嘲笑。
这群昂贵而突兀的“雕塑”尽头，是我们家那扇油漆斑驳、贴着褪色福字的铁门。门开着。我的母亲沈玉茹，就站在门口。她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沾着几点油污的旧格子围裙，头发随意挽着，几缕碎发散在额前。她显然刚放下手里的活计，手上还沾着些没来得及洗掉的盐粒和几片翠绿的酸菜叶子。
她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惊慌失措，也没有任何惊喜。只有一种近乎凝固的平静，像暴风雨前死寂的海面。那双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眼睛，此刻深得像两口古井，幽暗无波，定定地看着楼梯上这群不速之客，尤其是那个捧着花瓶、被称为“陈先生”的领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