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通知下来的时候，整整一栋楼的格子间，死一样地安静。
那封打印出来的A4纸，比我手里这杯冰美式还冷。
“陈默，基于公司架构调整和你的绩效综合考评，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
念出这行字的人叫李曼，一身高定西装，妆容精致，眼神比她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还要精准和冰冷。她是我这部门的总监，也是三年前对我说“我们不合适”的前女友。我低头看着她，她的话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三十五岁这年刚刚还完房贷的脊梁骨上。我没说话。她顿了一下，把另一份文件推过来，上面是我负责的一个项目，一个巨大的亏损漏洞，和我的签名。我瞳孔一缩。这锅，我得背着走。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十年。从一个愣头青，熬到头发稀疏，眼窝深陷。我以为我的青春能换来一个安稳的后半生，结果，它只换来一个纸箱子。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没人敢抬头看我。那些昨天还喊我“默哥”的同事，今天像一群被掐住脖子的鹌鹑，恨不得把头埋进显示器里。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李曼。她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黄浦江的风景，好像刚刚只是碾死了一只蚂蚁。
我抱着纸箱子，走出那栋闪闪发亮的写字楼。天桥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像一颗颗身不由己的零件。我突然觉得特别没劲。我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那个我存成“爸”，但一年也打不了两次的号码。电话接通了。
“喂，默啊，咋啦？”电话那头，声音有点喘，还夹着呼呼的风声。
我吸了吸鼻子，说：“爸，我被开除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久，才传来一声叹息：“回来吧。北京的风，不比上海的小。”
我挂了电话，买了当天最晚的一班高铁票。车窗外，城市的灯火像一场盛大的、与我无关的葬礼。我旁边的年轻人，还在激情澎Pai地打电话聊着几百万的项目。我闭上眼，闻到了一股失败者的味道。回到北京，已经是深夜。我没打车，坐着最后一班地铁，换了两趟公交，凭着记忆，走回了南锣鼓巷那条最深、最破的胡同里。
胡同口，一个瘦高的身影，穿着一身橘黄色的环卫工服，正拿着大扫帚，一下一下，扫着地上的落叶。
那是我爸，陈大海。一个扫了二十年大街的“贫困户”。
2
我爸看见我，没多问，只是默默接过我手里那个沉甸甸的纸箱子。
“走，回家。”他说。
家，还是那个样子。一个巴掌大的小院，两间正房，一间耳房。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在月光下像一只张牙舞爪的鬼手。屋里的陈设，几十年没变过。一张八仙桌，两条长板凳，还有那台比我年纪都大的雪花牌电视机。我爸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我埋着头，呼啦呼啦地吃，眼泪不知不觉就掉进了碗里。咸的。
“多大点事儿。”我爸坐在我对面，给我递过来一张纸巾，“天塌不下来。”
我没抬头，声音闷在碗里：“爸，我没用了。我奋斗了十年，房贷刚还完，工作没了。我连家都养不活了。”
我爸没说话，只是起身，从里屋那个掉漆的红木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打开，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存折，而是一串串用红绳拴着的钥匙，还有一沓厚厚的、已经泛黄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