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分在通信排，学吹冲锋号。第一次练，嘴皮子肿成腊肠，夜里躺在床上，腮帮子“突突”跳，像含了两只蚂蚱。班长却说：“号声就是命令，就是千军万马！吹不响，提头来见！”
不久，鬼子“五一大扫荡”。虞乡镇四周挖满“回”字形地道，竖井口藏在井台、磨盘、炕头。姥爷领着我钻过一次——井壁上的脚窝子早被岁月磨平，青苔一踩一脚绿。姥爷说，当年他们钻地道，头顶是厚三尺的夯土，脚下是臭水，头顶偶尔掉下一块土，就像阎王在敲门。最惨的是“毒气弹”，鬼子把棉絮蘸了芥子气，点燃后塞进洞口。那次姥爷把号嘴塞进自己裤裆，再死死扎住裤口，“宁可让号嘴吃屁，也不能让鬼子听见一声响！”
5 号声里的胜利与眼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姥爷随部队开进运城，受降仪式就在鼓楼。姥爷说，那天天刚擦亮，他站上钟楼，对着灰蒙蒙的古城墙吹起《义勇军进行曲》。吹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眼前一黑——原来号嘴粘下一块嘴皮，血顺着号口往下滴，像给曲子加了一个长长的颤音。
“那一刻，额想起额爹扇额的那一巴掌，想起黄河滩上的风车，想起咱村那棵老槐……额把号从嘴边挪开，对着东方磕了仨响头，额头磕在砖缝里，血和泪混一块，咸得发苦。”
6 回家，与土炕和解
抗战胜利后，姥爷没留在城里。他把号往怀里一揣，徒步三百里回虞乡。村里已凋敝得不成样：唐槐被弹片削去半拉树冠，像一位缺了肩膀的老族长；他爹的坟就在麦地那头，坟头插着半截烟袋杆。
姥爷在自家老宅重起土屋，盘起大炕，娶了邻村的姥姥。此后余生，他只做两件事：种地、吹号。每天鸡叫三遍，他站在槐树下吹号，先吹《东方红》，再吹《游击队歌》。号声把太阳从黄河滩里一点点拎出来，也把全村人拎下炕。
7 盐碱地上的“新冲锋”
进入二十一世纪，虞乡镇的盐碱滩涂一度让乡亲头疼：种麦，麦黄；种棉，棉枯；晴天白茫茫，雨天水汪汪，点把火都能烧着。2018 年起，镇里“以渔治碱”，从江苏引进南美白对虾，在重度盐碱地上搭起千座白色拱棚，养出的虾比沿海还高 5～7 块钱。
姥爷听着新鲜，拄拐到棚边看：水泵轰鸣，水车飞转，一尾尾青虾在咸水里翻跳，像无数小冲锋号。他眯眼笑：“嘿，这小东西也敢打冲锋？比额当年还猛！”
村里顺势成立“村投公司”，把虾棚、冷库、烘干车间串成一条链。2023 年，仅西开张村集体经济就增收 100 万元，村民“租金＋工资＋分红”三重进账，一个月能拿五千多。
8 我的号，与他的号
我出生那年，姥爷七十三。他把我接生婆似的抱在怀里，用胡子扎我脚心：“丫头，你命里带金，长大接额的班！”
我六岁生日，姥爷把那只“抗战号”送给我。铜号上坑坑洼洼，像月球的照片。姥爷用红绸子把号脖系个蝴蝶结，又往我脖子上挂一枚生了绿锈的“抗战胜利章”。“吹不响，不准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