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第一次对“阶层”有模糊概念，是1998年的冬天。那时她八岁，缩在县城老城区的小平房里，看母亲在昏黄的灯泡下给父亲缝补磨破的工装裤，针脚密密麻麻，像母亲永远停不下来的手。窗外飘着雪，父亲还没从工地回来，母亲把炖在煤炉上的白菜豆腐汤又捂了捂，说：“等你爸回来，让他先喝口热的，今天零下五度，工地的水管都冻裂了。”
屋里没有暖气，苏晚裹着姐姐传下来的旧棉袄，手指冻得发僵，却还是攥着铅笔头在废报纸上写字——母亲说，写字能暖手，还能长学问。姐姐苏晴比她大五岁，正帮着择明天要卖的青菜，菜叶上的泥水溅到袖口，她也不在意：“晚晚，等我攒够了钱，给你买个新文具盒，带乘法表的那种。”
那天父亲回来时，棉鞋里裹着冰碴，裤脚冻得硬邦邦的。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烤红薯，递到苏晚和苏晴手里：“路上买的，还热乎，快吃。”苏晚咬了一口，甜得烫嘴，抬头看见父亲手背冻裂的口子，正渗着血珠，心里忽然就酸了——她知道，父亲今天没拿到工钱，这两个红薯，是他跟工头赊的。
但家里从没少过笑声。父亲会在晚饭时讲工地上的趣事，比如哪个工友把水泥桶当帽子戴，母亲会笑着骂他“没正形”；苏晴会教苏晚唱学校里学的歌，跑调了全家都笑；逢年过节，母亲会煮一锅鸡蛋，每个孩子碗里卧两个，说“吃了能长个子”。苏晚后来想，正是这份穷里的暖，成了她往后几十年里，对抗所有难的底气。
一、煤油灯里的大学梦
苏晚的读书路，是从煤油灯开始的。初中时，家里还没通稳定的电，每晚她都要在煤油灯下写作业，鼻子里总沾着黑灰，母亲心疼，给她缝了个小灯罩，说“这样不伤眼睛”。她的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老师总说：“苏晚，你要是能去市里读高中，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
可“去市里”三个字，压得父母喘不过气。县城高中免学费，还能给补助，市里的重点高中，一年学费就要一千二，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对靠父亲打零工、母亲摆地摊过活的家来说，是天文数字。初三毕业那年暑假，苏晚没闲着，每天天不亮就跟着母亲去早市摆摊，帮着卖青菜、豆腐，中午顶着大太阳去工地给父亲送水，晚上回来还要帮苏晴做手工活——苏晴辍学了，在玩具厂打工，想帮家里凑苏晚的学费。
有天晚上，苏晚听见父母在里屋吵架。母亲哭着说：“就算砸锅卖铁，也得让晚晚去市里读，她是咱们家的希望。”父亲沉默了很久，说：“我明天去跟亲戚借，实在不行，就把家里的老房子抵押了。”
苏晚趴在门外，眼泪无声地掉。她推开门，红着眼眶说：“爸，妈，我不去市里了，就在县城读，我一样能考上大学。”
母亲一把把她拉进怀里，哭道：“傻孩子，妈知道你懂事，可妈不想委屈你。”
最后，是苏晴拿了攒了半年的工资，又跟玩具厂的工友借了五百，加上父亲跟亲戚凑的钱，才凑够了市里重点高中的学费。开学那天，苏晴送她去车站，塞给她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新缝的衣服，还有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有两百块，省着点花，不够了跟姐说。”苏晚攥着布包，看着姐姐消瘦的脸，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让姐姐也能读自己想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