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北京西站人潮涌动，声浪裹挟着浑浊的暖气扑面而来。我踮起脚尖，在无数攒动的头颅缝隙里，终于捕捉到母亲的身影。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棉袄，肩头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压弯了腰，正随着人流缓慢地移动，像一株逆流而上的浮萍。我的心被那沉甸甸的袋子狠狠坠了一下，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不由分说夺下那袋子扛在自己肩上，分量着实不轻。“妈！不是早说了，别带这么多，北京啥没有？”
母亲抬手抹了把额角细密的汗珠，露出我熟悉的、带点歉意的笑纹：“自家地里长的花生、红薯，吃着香。你爸……特意挑的。”她说话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站前广场一角吸了过去——那里围着稀稀拉拉几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臃肿旧棉衣的老太太跪在地上，面前摊开一张纸板，上面用歪扭的大字写着：“儿子癌症，求好心人救命”。寒风吹得纸板微微颤动，也吹乱了她额前几缕灰白干枯的头发，她低垂着头，偶尔抬起，浑浊的目光扫过匆匆而过的鞋履。
我心头一紧，下意识拽住母亲的胳膊：“妈，快走吧，地铁站人多，别挤着。”这种场面在北京太寻常了，寻常到几乎成为都市景观的一部分。我拉着她就要汇入通往地铁站的人流，可手臂上传来的却是一股执拗的、向下坠的力量。母亲钉在了原地，目光焦着在那个跪着的身影上，喃喃道：“……看着，比我还苦呢。”她挣脱我的手，竟一步步朝那人群走去。我眼睁睁看着母亲在那老太太面前蹲了下来，两人低声交谈起来。我无奈地跟过去，站在几步外焦灼地看着表盘。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她们的声音低得被嘈杂完全吞没，只看见母亲频频点头，眼神里是深不见底的悲悯。最终，母亲掏出了那个用旧手帕仔细包裹的小布包，打开，露出里面几张卷了边的零钱和几张颜色更深的大钞——那显然是临行前父亲塞给她的“体己”。她毫不犹豫地抽出一张五十元的绿色钞票，递了过去。老太太惊愕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只是深深、深深地把头埋了下去，花白的发顶在寒风中微微颤抖。
“妈！”我几乎失声叫出来，一把拉住母亲的手臂，“您……您知道这五十块……能买多少东西吗？”1996年，五十元不是小数目，那是我两年多的工资。“再说了，这种……”后面“骗子”两个字，终究被母亲突然转过来的眼神堵在了喉咙里。那眼神里没有糊涂，只有一种沉静的、不容置疑的笃定。
她没回应我的惊愕，只是轻轻拍了拍老太太枯瘦的手背，然后转身示意我该走了。我满腹疑虑地跟在后面，穿过广场走向地铁口，一路沉默。就在我们即将踏入地下通道入口的刹那，母亲猛地停住脚步，回头望了望刚才那个角落，眉头紧锁，仿佛被什么念头攫住了。她突然把手里提着的装着自家红薯、花生的布兜塞给我：“琨儿，你在这等会儿，妈去去就回！”不等我反应，她已转身快步往回走，步履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急切，汇入人流，消失不见。
寒风像无数细小的冰针，穿透我单薄的外套，扎在皮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