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棵老槐树，虬枝盘曲，像一只伸向天空的巨手，固执地抓握着什么。树下的竹椅上，坐着秀兰奶奶。她佝偻着背，像一枚被时光风干的核桃，唯独那双眼睛，依旧固执地投向村外那条蜿蜒的黄土路，目光锐利得能穿透几十年的烟尘。她脚边放着一个旧竹篮，里面堆满了折好的素白纸船，每一道折痕都浸染着漫长光阴的沉默重量。
“秀兰婶，又等志远叔呢？”路过的后生笑着招呼，语气里藏着习以为常的揶揄。 秀兰奶奶眼皮也没抬，只从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干瘦的手指却不停，又一只棱角分明的小纸船在她指间诞生，轻轻放入篮中。这声“嗯”，是她的盾牌，抵挡着外界几十年如一日的劝解和叹息。她心里埋着一句话，沉甸甸的，压弯了她的腰，却从未出口：“他不回来，我就等。等一辈子，等到死。”
1948年的春天，寒意料峭。县城火车站人声鼎沸，弥漫着劣质烟草、汗水和离愁的呛人气息。蒸汽机车像巨大的钢铁怪兽，喷吐着浓烟，发出粗重的喘息。站台上，秀兰穿着自己最好的一件碎花薄袄，紧紧攥着志远的手。他一身崭新的土黄军装，肩章挺括，年轻的脸庞紧绷着，写满了奔赴战场的复杂情绪——有豪情，更有无法言说的眷恋。
“拿着！”秀兰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将一只刚刚折好的纸船塞进他手里。那船小巧轻盈，似乎一阵风就能吹跑。“遇河过河，遇水渡水……盼你顺水顺风，平平安安。”她顿了顿，喉咙发紧，“早点回来。” 志远用力回握她的手，指尖冰凉。他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如同誓言：“等我回来，秀兰。一定回来！”汽笛骤然撕裂空气，尖锐得刺耳。志远猛地转身，那个穿着军装、挺拔如小白杨的背影，瞬间被汹涌的人潮和弥漫的烟雾吞噬。秀兰踮着脚尖，拼命睁大眼睛，泪水模糊了视线，直到那抹军绿彻底消失，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粗暴地抹去，只留下心口一片冰冷的虚空。
志远走了，带走了秀兰的魂。村口那棵老榆树下，从此便成了秀兰的另一个家。无论寒来暑往，风霜雨雪，她瘦小的身影总是准时出现在那里，翘首望着路的尽头，像一尊生了根的石像。晨曦微露，她带着露水而来；夕阳熔金，她披着晚霞而归。村里人从最初的同情、规劝，渐渐变成了麻木的摇头叹息。“秀兰魔怔了。”“志远骨头怕都化成灰了。”这些话，风吹过她的耳畔，却吹不进她的心里。她的世界只剩下那条路，以及路尽头可能出现的奇迹。
岁月像村边那条无声的小溪，看似平静，却无情地冲刷着一切。秀兰的青丝被风霜染成枯草般的灰白，曾经丰润的脸颊深深凹陷下去，刻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她的小院越来越静，静得只剩下那台老掉牙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日复一日，固执地播放着同一首歌——周璇婉转哀怨的《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歌声在空寂的屋子里盘旋、回荡，像一只找不到出口的孤鸟，撞在四壁上，发出心碎的呜咽。这是当年送别时，站台上喇叭里反复播放的曲子。它成了时光的锚点，把她牢牢钉在了1948年那个烟雾弥漫的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