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跑不掉。
镇子只有一个出口，就是那座横跨在浑黄河水上的石桥。桥头坐着一个叫花婆的女人，她不讨饭，只看人。据说谁家要死人，谁家要添丁，谁要走远路，她都能看出来。她一双眼睛白多黑少，看人的时候，像是两颗在水里泡烂了的鱼眼珠。
上个月，我趁着夜色，背上我娘留下的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揣着所有积蓄——三十七块五毛钱，想从那座桥上溜走。我走到桥头，花婆正靠着石狮子打盹，鼾声像破了的风箱。我蹑手蹑脚地从她身边过去，刚踏上桥面，就听见她在我身后幽幽地说：“生子，你爹喊你回家吃饭。”
我吓得一哆嗦，腿都软了。回头看她，她还靠在那儿，眼睛都没睁开，嘴里咂巴着，像是在回味什么。
我没敢再往前走，一步步退了回来，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给拽了回去。
从那天起，我就彻底死了心。我就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鸡，唯一的区别是，别的鸡等着被宰，而我等着吃一条虫子。
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镇上的人来的也越来越勤。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在床边看一眼，开始在我家院子里聚集。男人们蹲在墙根下抽着旱烟，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女人们则聚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时不时地朝屋里瞥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头即将出栏的猪。
她们的话语碎片一样飘进我耳朵里。
“看生子那身板，应该没问题。”
“是啊，比他爹当年还壮实些。”
“就怕他心里不乐意，到时候闹起来，误了时辰。”
“他敢？花婆在桥头看着呢。”
他们谈论着我，就像谈论天气和收成。我的意愿，我的恐惧，在他们眼里，无足轻重。他们关心的，是那条虫子能不能顺利地找到下一个宿主，能不能继续为梧桐镇吐出那种比金子还贵的“骨绸”。
那天晚上，月光白得像盐。我爹把我叫到床前。他已经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歪着头看我。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甜腥味，我知道，那是他身体里的“东西”快要成熟的迹象。
“生子，”他抓住我的手，他的手枯瘦得像鸡爪，冰冷，没有一丝温度，“爹对不住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这是我记事以来，他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他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像镇子后面的那座山，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他一直都在。他用一根扁担，挑着煤，挑着米，挑着我们父子俩的生活，把脊背压得像一张弓。
“爹……”我哽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别哭。”他喘着气，“哭没用。这是命。你爷爷传给我，我再传给你。我们陈家的男人，就是这东西的窝。”
他费力地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它叫骨蚕，住在人的骨头里，吃人的骨髓。等它吃饱了，人也就空了，就该死了。”
我浑身发冷，牙齿都在打颤。吃人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清晰的描述。以前镇上的人只敢含糊地说“供养”、“福报”。
“它吃饱了，就会吐丝。”我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那丝，叫骨绸。镇上的人就靠这个活着。我们陈家，就是梧桐镇的根。根烂了，树也就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