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抬头,只听见自己说了句:“谢谢吴哥。”
地铁车厢晃动,我蜷在角落,背包里装着辞职信草稿、员工手册复印件,和那个从不离身的U盘。
大脑空得像被清盘的硬盘,连愤怒都延迟加载。
直到手机震动。
红底白字的弹窗从未见过,像是警报,又像召唤:
重大危机响应启动。
检测到职业身份崩塌,情绪稳定性低于阈值。
已生成《离职谈判增强版话术》《三个月过渡期资金规划》《转型方向概率分析》及《心理重建练习清单》。
是否开启?
心跳猛地撞向肋骨。
我盯着那行字,指尖发颤。
这不是安慰,也不是鸡汤。
它精准得近乎冷酷,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天。
颤抖着点了“是”。
文档跳出来的一瞬,呼吸停滞——
标题是《致HR的补充声明(含法律依据)》,内容详尽到引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适用情形,并附上近三年同区域同类仲裁案例编号;甚至列出了谈薪策略:先提诉求,留出让步空间,利用项目周期跨年度事实争取基数上调;最后还给了两个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备用联系方式,其中一个竟是赵琳去年徒步途中顺路咨询过的公益组织。
这不是逃跑指南。
这是反攻地图。
第二天我穿了那件旧牛仔外套,没化妆,也没带工牌。
人力资源总监见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手里捏着原本准备好的结算单。
“林小姐,流程已经……”
“我想补充几点。”我把手机平放在桌上,打开文档,“根据第四十七条,我在2021年第四季度参与的海外用户增长项目,实际服务周期延续至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发布后。这部分应计入本年度在职时长,影响补偿基数计算。”
他皱眉翻记录,起初漫不经心,随后身体逐渐前倾。
“您看这里,”我指着其中一段,“上海浦东法院2023年有个类似判例,案号我能提供。如果我们走协商,我希望公司能重新核算,至少追加一个月薪资。”
空气安静了几秒。
他终于坐直了身子,叫助理调档案,低声说了句“稍等”。
二十分钟后,新协议打印出来,签字栏前多了一行加薪说明。
走出大楼时阳光刺眼,玻璃幕墙反射出一片银白海洋。
我没有回头。
身后那座曾让我骄傲也让我窒息的大楼,渐渐缩成城市天际线里的一个方块。
手机震动。
新消息来自指南:
恭喜完成首次自主决策反哺。你正在成为自己的最优解。
我停下脚步,站在人行道边,看着这句话。
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外套贴紧肩膀。
可心里却升起一丝异样——
如果它说得都对,那“我”在哪里?
当晚回到家,我翻出过去三周的所有推送:相亲预警、情绪调节练习、消费降级建议……每一条都准得可怕,可它们从不解释为什么。
不说逻辑,不讲背景,就像一个全知者替我活这一生,而我只是执行终端。
我忽然想起赵琳视频里的话:“你说咱们非得按别人的时间表活吗?”
那时我没回答。
现在我想问:如果连恐惧和迷茫都被提前预判、妥善安排,那我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