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一百万，足够他们在小县城里安度晚年。
他们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王秀兰还抹着眼泪说：“晚晚你放心，你也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妈怎么会不管你。”
我信了。
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可我等来的，却是更深的绝望。
在我被债主逼得最紧，扬言要打断我腿的时候，他们听信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师”的话。
那个大师说，林浩之所以生意失败，是命里有劫，需要大笔捐赠，为他积福消灾。
于是，我的父母，林建国和王秀兰，拿着那两百万，浩浩荡荡地去了金山寺。
他们都没有告诉我一声。
我还是从邻居的闲言碎语中，才知道这个消息。
我疯了一样冲到金山寺，却只看到功德碑上，用金漆刻着的两个刺眼的名字：林建国，王秀兰。
捐款金额，两百万。
那天，他们为了庆祝“功德圆满”，在县城最好的酒店办了酒席。
宾客满堂，觥筹交错。
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女儿，正在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
我在酒店门口站了很久，直到浑身冰冷。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家了。
我再也没有父母了。
心死，大抵就是如此。
我没有再回去，也没有再跟他们说一句话。
我签下了另一份更高利息的贷款，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暂时稳住了那些债主。
然后，我买了南下最便宜的一张绿皮火车票，像一条丧家之犬，逃到了深市。
那个夜晚，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一曲哀乐，为我死去的亲人送葬。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林晚，从今以后，你只有自己了。
3
深市是个吃人的地方。
它有多繁华，就有多残酷。
刚来的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为了活下去，为了还债，我一天打三份工。
白天在一家小设计公司做助理，晚上去餐厅端盘子，凌晨再去便利店上夜班。
每天的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不足四个小时。
我租了城中村最便宜的隔断房，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
房间里终年不见阳光，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为了省钱，我顿顿吃最廉价的盒饭，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
高强度的劳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很快就拖垮了我的身体。
那天，我发着高烧，浑身滚烫地倒在出租屋里，连爬起来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
我以为我就要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了。
是住在我隔壁的张姐，听见了我微弱的呻吟声，一脚踹开了我那扇薄薄的木板门。
她看到我的时候，我人已经烧得快要说胡话了。
张姐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跑。
那是四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除了自己以外的温暖。
从那天起，张姐成了我在这座冰冷城市里唯一的依靠。
她比我大十几岁，早年在深市打拼，自己开了家小小的服装工作室，什么苦都吃过，也最懂我的不容易。
她心疼我，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照顾。
在我身体恢复后，她发现了我在设计上的天赋，便让我辞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零工，专心跟着她做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