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送他去幼儿园。”我硬邦邦地回答。
“什么时候？”陆沉舟追问，语气带着嘲讽，“等你赚够学费？还是等他过了适龄期？”
“这是我的事！”我咬牙，蹬着车子想绕过他的车。
“姜蘅！”陆沉舟推开车门下来，几步就拦在三轮车前。他很高，挡住了去路，阴影笼罩下来。他低头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愤怒，似乎还有一丝……无奈？
“你到底在犟什么？”他的声音低了几分，“接受我的安排，砚砚能立刻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或者，拿着钱过舒服日子。这样不好吗？非要弄得大家都难堪？”
姜砚紧张地看着我们，小手抓住我的衣角。
我看着陆沉舟。他眼里的“好意”高高在上，像施舍。他似乎永远不明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不是所谓的“最好”，而是能自由地、堂堂正正地拥有我的儿子。
“陆沉舟，”我抬头，迎上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你给的一切，再好，也是买来的。我姜蘅虽然穷，但我和砚砚的日子，不是商品。我宁愿他跟着我吃煎饼果子，也不想他变成你橱窗里展示的昂贵摆件。”我猛地一拐车把，从他身边擦过，冲进小巷。
“姜蘅！”他在身后喊，带着压抑的怒气。
我没有回头。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陆沉舟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僵持。他没有再派人强行带走姜砚，但关于孩子的“安排”却源源不断地涌来。
陈律师又来了几次，带着各种“建议”：顶尖幼儿园的报名表，需要监护人签字；为姜砚设立的教育信托基金文件；甚至还有一份“共同抚养协议”，详细规划了孩子每周在哪边住，节假日如何分配。条件优渥得让人咋舌。
我通通拒签。
陆沉舟本人也时常出现。有时是在我摆摊的写字楼下，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他隔着车窗看一会儿，然后离开。有时是傍晚，在我出租屋附近，像个幽灵。他不靠近，但那种无处不在的注视感，让人窒息。
姜砚渐渐对他没那么害怕了。有一次，陆沉舟的车停在街对面，姜砚正蹲在煎饼摊旁数我给他的几个硬币玩。陆沉舟看了很久，然后下车走过来。他没看我，只是蹲在姜砚面前，递给他一个包装精美的合金小汽车模型。
“给我的？”姜砚眼睛亮了，但还是没敢接，转头看我。
我抿着嘴，没说话。
陆沉舟直接把小汽车塞进姜砚手里：“拿着玩。”
姜砚拿着小汽车，爱不释手，小声说了句：“谢谢叔叔。”
陆沉舟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他伸出手，似乎想摸摸孩子的头。姜砚下意识地缩了一下。陆沉舟的手停在半空，最终收了回去。他站起身，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那辆小汽车，姜砚很喜欢，睡觉都放在枕头边。
许曼语那边也没消停。虽然没再派混混明目张胆地来砸摊，但小动作不断。我新找的几个摆摊点，总会被莫名其妙地举报，说占道经营、卫生不合格。城管来得特别勤快。我的收入锐减，日子更紧巴了。我知道是她，但抓不到证据。
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白天要躲城管，要赚钱，晚上要安抚被白天惊吓到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