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白事，尤其是在这人手紧缺的年月，最难的便是凑齐抬棺的“八仙”。按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必须得是八个身强力壮、阳气旺盛的精壮汉子，寓意平稳通达。可村里稍微有点力气的年轻人，几乎都像候鸟一样，飞往山外的城市打工挣钱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王建国兄弟俩挨家挨户地求人、说好话，烟递了一圈又一圈，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好不容易才凑齐了七个，还硬是差着一个。眼看第二天晚上就要起灵，兄弟俩愁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
正急得团团转时，平时在村里帮忙做点零工、消息灵通的李二柱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建国哥，我倒认识个人，说不定能来帮把手。”
“谁？咱村还有谁？”王建国眼里燃起一丝希望。
“就是住我家的那个台湾来的陈先生，陈阿明。”李二柱说道。
王建国一听，刚燃起的火苗又熄了一半，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一个外乡人，还是……还是从台湾那么远来的，细皮嫩肉的，能行吗？再说，他懂咱们这儿抬棺的规矩吗？别到时候帮了倒忙。”
李二柱赶紧解释：“建国哥，你别看陈先生像个文化人，力气可不小哩。上回帮我扛后院那几百斤的柴火，一口气都没歇。主要是现在实在找不着人了，我看他挺热心，昨天还问要不要帮忙。要不……让他试试？总比缺个人，棺材抬不起来强啊。”
王建国沉默了，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廉价的卷烟，烟雾缭绕中，是他写满焦虑和无奈的脸。最终，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把烟头摁灭在地上：“唉！没办法了，就他吧。二柱，你跟他好好说说，千万千万，别提那些忌讳的字眼，一切听张老栓的指挥。”
“哎，好嘞！你放心，我肯定跟他交代清楚！”李二柱应承着，心里却也打着鼓。
陈阿明是个三十出头的摄影师，个子高高，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带着一种软软的、与本地粗粝方言截然不同的口音。他是上个月来到村子的，被伏牛山深秋的层林尽染所吸引，打算住上一段时间进行创作，就借宿在李二柱家空闲的厢房里。他对村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相机镜头总是对着古老的石磨、斑驳的墙壁、以及村民们布满皱纹的脸庞。
李二柱找到他，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特别强调了那些不能触犯的禁忌。陈阿明听完，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很认真地点点头：“我明白了，李大哥。这是很严肃的传统，我会非常小心，不会乱说话的。能帮上忙，是我的荣幸。”他的态度让李二柱稍微安心了些。
增加细节： 王奶奶去世当晚，王家一片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