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膛里的火噼啪作响，母亲炒菜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堂屋。我捧着碗，眼巴巴盯着桌上那盘油光闪闪的红烧肉，口水咽了又咽。
“看什么看，等你黄叔上桌再动筷子！”
父亲林国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瘪瘪嘴，没敢吭声，眼睛却不由自主瞟向门口。
很快，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悠悠踱进堂屋。金黄的毛发在夕阳余晖下闪着绸缎般的光泽，粗壮的尾巴悠闲地摇晃着。它——或者说他——熟练地跳到桌边那张特地垫高了凳脚的椅子上，端坐下来，一双棕褐色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桌上的饭菜。
“叫你黄叔吃饭，没听见？”父亲皱眉看我，手里拿着专属于大黄的搪瓷碗。
我张了张嘴，那几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让我管自家养了多年的大黄狗叫“叔”，这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底下最荒唐的事。
“国栋，孩子还小...”母亲端着最后一盘菜进来，试图打圆场。
“小什么小？轩子都八岁了，该懂事了！”父亲打断她，亲自夹起最大的一块红烧肉，放到大黄面前的碗里，“老黄，今天辛苦了，多吃点。”
大黄居然像是听懂了似的，尾巴在椅子上轻轻拍了两下，然后低头嗅了嗅那块肉，才斯文地吃起来。
我委屈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为什么别人家的狗都在院子里啃骨头，我家的狗却要上桌吃饭，还得让我叫它叔？村里孩子们都笑话我，说我们林家疯了，把狗当人待。
“再不叫，今晚就别吃饭了。”父亲的声音沉下来。
我看着大黄，它正好也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没有狗常见的讨好与乞怜，反而有种难以形容的沉稳和通透。那一刻，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改变一切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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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五岁那年的夏天，山里的野柿子熟了，我吵着要吃。父母要去邻村喝喜酒，本来要带我一起，我却因为前夜贪凉有些咳嗽，被奶奶留在家里休息。
“轩子乖，奶奶去后山给你摘野柿子，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栓好门，谁叫都别开。”奶奶嘱咐再三，才挎着篮子出门。
我趴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蚂蚁搬家，觉得无聊透顶，便从床头翻出本连环画来看，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
不知睡了多久，一阵巨大的撞击声把我惊醒。我揉着眼睛坐起来，发现天色已经有些暗了。撞击声还在继续，好像是从后院传来的。
我有点害怕，光着脚丫跳下床，蹑手蹑脚走到通往后院的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
一头硕大的野猪正在后院发疯似的乱撞！它看上去得有二百多斤，獠牙外翻，浑身黑毛倒竖，眼睛通红通红的。不知怎么闯进了我家后院，现在似乎被篱笆困住了，正暴躁地试图撞开一条路。
我吓得倒退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哭出来。
就是这哭声引来了灾祸。
野猪听到动静，猛地转过头，通红的眼睛死死盯住我所在的方向。它发出一声骇人的嚎叫，更加疯狂地撞击起通往后院的那扇木门。
那扇老旧的木门在野猪的撞击下摇摇欲坠。我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想往屋里躲，却腿软得站都站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