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病危那天，我弟揣着救命钱进了赌场。
为了三千块手术费，我堵上了厂里最不能惹的男人——保卫科长霍锋。
他刚从战场上下来，一身的煞气能吓哭小孩，手腕上的疤狰狞得像条蜈蚣。
人人都说，他那双眼，看过死人，淬过血，没人性。
我红着眼，攥着身上唯一还算值钱的、我爸留下的旧手表，声音都在抖：
“霍科长，我跟你……换钱。”
他靠在墙上，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慢条斯理地碾灭，烟草味混着他身上冷冽的气息扑过来，眼神像刀子，一寸寸剐过我发烫的脸颊和被汗濡湿的领口。
“用什么换？”他嗓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你这身皮囊，还是你那点不值钱的清高？”
那一刻，我没哭，反而笑了。
因为我知道，要拿捏这种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男人，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
01
我弟陈东把家里最后的三千块钱偷走的时候，我正在给妈擦身。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妈的呼吸像风箱里漏出的风，时断时续。医生下了最后通牒，今天交不上手术费，就只能准备后事了。
我疯了一样冲回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存钱的铁皮盒子空了，扔在床下。
邻居张婶探头探脑，“念念，又找你弟啊？刚瞧见他跟二赖子他们往宏发赌场去了，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翻本……”
我的血一下子凉到了脚底。
冲出家属院，我直奔工厂保卫科。
九十年代末的红星钢厂，像一头濒死的巨兽，烟囱不再冒烟，到处都是铁锈和衰败的气息。下岗的名单一张张贴出来，人心惶惶。
唯一还透着“活气”的，就是保卫科。
因为他们的科长，是霍锋。
一个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活阎王。
我冲进保卫科时，他正单手把一个偷钢材的工人摁在桌上，那人杀猪一样嚎叫。霍锋面无表情，另一只手拿着个扳手，不轻不重地敲着桌面，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人的心上。
“手，还是腿？”他问，声音没什么起伏。
屋里的人噤若寒蝉。
我攥紧了兜里我爸留下的那块旧上海牌手表，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霍科长。”我开口，声音干涩。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惊讶，探究，还有几分不怀好意的玩味。我是厂里出了名的“花瓶”，漂亮，但家世一塌糊涂，像开在泥地里的花，谁都想踩一脚。
霍锋抬眼看我，那双眼睛黑得像深潭，没有一点光。他松开手，被摁着的工人立刻软倒在地。
他朝我走过来，一米八几的个子，带着一股血与火淬炼过的压迫感。他站定在我面前，低头看我，目光像探照灯，要把我里里外外都看穿。
“有事？”
“我……我想借钱。”我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三千。”
他身后的人发出一声嗤笑。
霍锋没笑，他只是看着我，眼神冷得像冰。“凭什么？”
我从兜里掏出那块表，手抖得厉害，“用这个当。我爸留下的，还能走。”
他扫了一眼那块表盘已经泛黄的手表，没接。
“不够。”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我可以写欠条，我去打工，我给你当牛做马……”我的声音开始发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