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告别总是猝不及防。他看看表，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歉意：“晓晓，爸爸得走了，还有点事。”然后起身，匆匆去柜台再买一个甜筒塞给我，或者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纸币。“拿着，想买什么自己买。”他的动作带着一种急于补偿的仓促。
我握着那点微温的纸币或开始融化的甜筒，跟在他身后，走出那扇明亮的玻璃门。城市的霓虹已经亮起，车流喧嚣。他总是快步走向路边停着的一辆颜色鲜亮的小车，拉开车门，坐进去。车窗摇下，他探出头：“晓晓，快回去吧！听妈妈话！”引擎发动，车子迅速汇入车流，尾灯闪烁几下，便消失在光怪陆离的街角。
我站在原地，手里那点钱或甜筒的凉意迅速渗透皮肤，直抵心脏。刚才那点虚假的暖意瞬间被更深的寒意取代。那辆消失的车，像一个冷酷的隐喻，清晰地告诉我：他的生活早已有了新的轨道，新的方向。而我，只是他匆匆行程中一个需要短暂停靠、给予些许安抚的旧站牌。巨大的失落和一种被遗弃的冰冷感，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比在赵家阁楼感受到的孤独，更加刺骨和绝望。每一次这样的见面结束，回到那个空旷冰冷的“家”，爬上阁楼的楼梯都显得格外漫长沉重。日记本上又会多出几行湿漉漉的字迹：
“12月1日，冷。麦当劳的灯好亮，爸的笑好暖。他走了，车开得好快。手里的新地化了，流了我一手，又黏又冷，像我的心。他是不是也嫌我麻烦？那个车里的阿姨，是不是在等他？我真是个累赘。哪里都不要的累赘。”
日子在隐忍和无声的对抗中滑向深冬。窗外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极了无处藏身的我。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发下来，刺眼的红色数字在惨白的纸上张牙舞爪。曾经还算过得去的理科，如今一片狼藉。班主任在放学后把我叫到办公室，眉头紧锁，眼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得像手术刀。
“周晓，你最近怎么回事？”她把成绩单推到我面前，指尖点着那一片触目惊心的红，“上课走神，作业马虎，成绩直线下降！家里有什么事吗？”她的声音带着职业性的关切，却像针一样扎着我极力维持的自尊。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球鞋鞋尖，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怎么说？说那个家像个冰窟？说那个继兄像随时会扑上来的野兽？说我的妈妈只叫我“忍一忍”？这些粘稠阴暗的情绪，一旦说出口，只会让我显得更加可怜又可鄙。办公室里暖气开得很足，我却感觉手脚冰凉。
“说话啊！你这样下去，重点高中想都别想！”班主任的语气加重了。
我猛地抬起头，撞上她探究的目光，又飞快地垂下眼睑，手指死死抠着书包带子。沉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最终，我只是几不可闻地嗫嚅了一句：“对不起…我会努力。”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努力？光说没用！把你家长叫来，我要和他们谈谈！”班主任下了最后通牒。
走出办公室，深冬傍晚的风像冰冷的鞭子抽在脸上。我攥着那张耻辱的成绩单，把它揉成一团，狠狠塞进书包最底层。叫家长？让母亲看到这个，她只会更加惶恐不安，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可能去哀求赵叔叔，换来赵阳更甚的嘲讽。让赵叔叔来？他那客气而疏离的目光扫过成绩单的场景，光是想象就让我不寒而栗。那无异于将我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剥光，暴露在审判台上。一股冰冷的绝望顺着脊椎爬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