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沉到地下二层。
车库空得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回音。几盏应急灯惨白地亮着，把水泥地照出一块一块的光斑。那辆黑车停在最里面，像头蹲在暗处的兽。
我拉开车门钻进去。
司机没回头，也没问。车子发动，轮胎碾过减速带时颠了一下，驶出车库。
雨小了，变成雾，黏在车窗上化不开。街灯的光晕在玻璃上糊成一片一片的黄。路上没什么车，偶尔过去一辆，轮胎轧过湿路面，嘶嘶的响。
我靠着椅背看窗外。
城市在夜里褪了色。高楼只剩下剪影，窗户大部分黑着，零星亮着几盏，像困得睁不开的眼睛。沿街店铺都关了，卷帘门拉到底，上面贴的转让广告被雨打湿，纸角翘起来，在风里抖。
车子拐进一条小路。
路窄，两边是老式居民楼，阳台外头挂着衣服。夜里看不清颜色，只看见湿漉漉一团影子在风里晃。垃圾桶边蹲着只野猫，车灯扫过去，它扭过头，眼睛反着绿光。
它没动。
车继续往前开。
又拐个弯，路更窄了。前面有家店还亮着灯，木头招牌，“老江茶馆”四个字的漆掉了大半。门口挂盏纸灯笼，被风吹得左右晃，光也跟着晃。
车停了。
我推门下去。
雨几乎停了，空气里有股潮乎乎的泥土味，混着江水的腥。茶馆门虚掩着，缝里透出暖黄的光。我推门进去。
铃铛响了，很轻。
店里没人。柜台后面坐着个老头，戴老花镜看报纸。听见声音，他抬头瞥我一眼，又低下头，手指在报纸上点了点。
“楼上，老位置。”
嗓子哑得像被烟熏透了。
我点点头，沿着木楼梯往上走。楼梯旧了，踩上去吱呀吱呀响。扶手摸上去油油的，不知道被多少只手蹭过。
二楼是个小阁楼，天花板低，得稍微弯着腰。靠窗有张方桌，四把椅子。窗户开了条缝，江风灌进来，带着水汽。
桌上摆着套粗陶茶具，壶是空的。
我坐下，拎起壶掀开盖子看。里头干着，壶壁上一圈深色茶垢。我把壶放回去，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木头桌面有划痕，有烫出来的印子，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洒的茶水渍，干了，颜色发暗。
窗外的江面是黑的。
远处有几盏航标灯，红一点绿一点，在水面上拉出细长的倒影，晃晃悠悠。更远的地方有船在走，引擎声闷闷的，隔了水传过来，只剩一点嗡嗡的响。
楼梯又响了。
脚步声重，踏在木板上，一下一下，很实。然后是高建军推门进来。
他身上带着外面的寒气，还有股味儿——水泥灰混着铁锈，掺着汗，工地的味道。外套肩膀那块颜色深，被雨打湿了。裤脚沾着泥点子，干了，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他站在门口，没立刻进。
眼睛盯着我，上下扫了一遍，像在确认什么。然后他走进来，拖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椅子腿刮过地板，刺啦一声。
他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我把茶壶拿过来，往里放了茶叶，提起旁边热水瓶倒水。水是滚的，冲进壶里，茶叶翻上来又沉下去。热气腾起来，扑在脸上。
我把第一泡水倒掉，冲第二泡。
然后倒了一杯，推到他面前。
茶杯是粗陶的，没上釉，摸上去糙糙的。茶汤颜色深，在灯光下泛着褐红。
高建军看着那杯茶，没动。
他的手指搭在桌沿上，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灰。手背上青筋凸出来，像老树的根。
“南湾项目，”我开口，声音在安静的阁楼里显得有点突兀，“地基，第三标段，承建商是‘宏发建设’。”
高建军的手指动了一下。
“图纸要求，桩基深度二十八米，钢筋笼主筋直径二十五毫米，间距十五公分。”我继续说，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咬清楚，“他们只打了二十四米。钢筋用的是二十二毫米的，间距放到二十公分。混凝土标号，图纸是C40，他们掺了粉煤灰，实际强度不到C35。”
高建军的呼吸停了半拍。
他抬起头，眼睛盯着我。那眼神里有东西在烧，烧得发亮，又压着，压成沉甸甸的一团。
“你怎么知道。”他说。
声音很低，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砂纸磨过的糙。
我没答，端起自己那杯茶喝了一口。茶烫，舌尖有点麻。
“去年十一月，你私下找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想取样做钻芯检测。”我把杯子放下，杯底碰着桌面，轻轻一声响，“报告还没出来，检测机构的人就被调走了。项目上的监理总监，王工，上个月申请提前退休，回老家了。”
高建军的拳头攥紧了。
骨节捏得发白，手背上的青筋一跳一跳。
“你查我？”
“我查的是项目。”我说，“南湾项目，规划一千二百户，预售出去八百多套。钱收了，楼盖了一半。地基要是出事，楼会斜，会裂，会塌。”我停了一下，“八百多户人，掏空六个钱包，背上三十年贷款，等来的不是房子，是危楼。”
高建军没说话。
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嘴角往下撇。眼睛里那团火还在烧，烧得更旺了，但底下透出点别的东西——疲惫，很深的那种，嵌在眼窝里。
“你知道，”他开口，嗓子更哑了，“你一直都知道。”
不是问句。
是陈述。
我看着他。
“以前不知道。”我说，“现在知道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把手伸进外套内袋，掏出个牛皮纸文件袋放桌上，推过去，“以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人，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钱怎么出去，怎么变成他海外账户里的数字。楼会不会塌，人会不会死，他不关心。”
高建军盯着那个文件袋。
他没动。
“打开看看。”
他伸出手，手指碰到文件袋，停了一下，然后拿过去。解开绕在上面的白线，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几份报告。
打印纸，密密麻麻的字，还有图表，照片。照片拍得不算清楚，但能看出来是工地，是钢筋，是混凝土取样。有些照片角落里有日期水印，有些没有。
高建军一页一页翻。
翻得很慢。
手指捏着纸边，捏得紧，纸都皱了。他的呼吸声变重了，胸口起伏着。眼睛盯着纸上的字，一行一行地扫，像要把那些字刻进脑子里。
翻到某一页，他停住了。
那是一张表格，列着十几个项目的名字，后面跟着数据——实际施工量，账面支出量，差额，疑似流向。
高建军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我。
“这些……你从哪里弄来的。”
“我有我的办法。”我说，“你只需要知道，这些是真的。”
他把报告放下，手按在纸上，手指张开，按得很用力。
“你让我看这些，”他说，“想干什么。”
“南湾项目，地基必须重做。”我说，“宏发建设，踢出去。所有不合规的工序，全部推倒重来。钱，我来找。人，你来管。”
高建军笑了。
很短的一声，从鼻子里哼出来，没什么温度。
“钱？”他身子往前倾了倾，“许董，集团现在什么情况，你真不知道？账上还有钱吗？丁总那边，许副总那边，他们会让你动钱？就算能动，重做地基，推倒重来，那是多少？两个亿？三个亿？钱从哪里来？”
“从该来的地方来。”
“该来的地方？”高建军盯着我，“哪里是该来的地方？是那些被挪去海外的账户？还是被区域公司套走的工程款？还是被关联交易吃掉的采购差价？”他手撑在桌上，“许董，我不是第一天在恒太。这些窟窿，这些烂账，我比你清楚。钱不是没有，是没了。没了的意思就是，找不回来了。”
“找得回来。”
“怎么找。”
“一笔一笔找。”
高建军又笑了，这次连声音都没有，只是嘴角扯了一下。
“审计部是摆设。”他摇头，“李萌的报告，递上去多少次了？有一次管用吗？有一次追回来一分钱吗？”他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没用。这个集团，从上到下，烂透了。你想从烂泥里挖钱出来，挖出来的只有更多烂泥。”
楼梯又响了。
这次脚步声轻一些，但也很稳。一步，一步，不紧不慢。
门被推开。
李萌站在门口。
她穿着套灰色西装，外面罩了件米色风衣，风衣下摆沾着雨水，颜色深了一块。头发挽在脑后，一丝不苟。脸上有妆，但遮不住眼下的青黑。
她看见我，眼神顿了一下。
那眼神很复杂——有戒备，有疏离，有审视，还有一点藏得很深的疲惫。然后她转向高建军，微微点了点头。
“高总。”
“来了。”高建军声音缓和了一点，“坐。”
李萌走进来，把风衣脱了搭在椅背上。她拉出椅子坐下，腰背挺得很直。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手指细长，指甲剪得整齐，没涂颜色。
她没看我，也没说话。
阁楼里安静下来。
只有窗外的风声，还有江水流动的声音，闷闷的，像远处有人在叹气。
我拿起茶壶，又倒了一杯茶，推到李萌面前。
“李总。”
李萌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又垂下视线，看着那杯茶。
“许董。”她开口，声音平，没什么起伏，“您找我来，有什么事。”
“你上周递了一份报告。”我说，“《三季度内部审计异常报告》，二十三页。里面提到了材料采购价差，华南区域三个项目的钢材采购单价，比市场均价高出百分之十五，总额差两千四百万。还有关联交易合同，甲方是‘鑫源建材’，乙方是‘恒太建设’，合同条款里付款周期压到三十天，但验收标准模糊，质保金比例降到百分之一。”
李萌的呼吸微微顿了一下。
交叠的手指，食指的指尖轻轻敲了敲手背。
一下。
两下。
“那份报告，”她说，“应该已经被存档了。按照流程，非重大审计发现，不需要董事长过目。”
“我觉得很重大。”
李萌抬起眼睛，这次直视着我。
她的眼睛很亮，像擦干净的玻璃，能照出人影。
“许董，”她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那份报告，我递了三次。第一次，被陈总压下了。第二次，许副总签了‘已阅’，转给丁总。第三次，丁总批了‘暂缓处理’。”她停了一下，“按照集团现行规定，审计部的报告，需要财务总监、分管副总裁、以及丁总三方签字，才能启动进一步核查。我没有拿到任何一方的签字。”
“以后不需要了。”
李萌没接话。
她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从今天起，”我说，“审计部直接对我负责。所有审计报告，最终审批权在我这里。任何资金流向，任何合同条款，只要审计部认为有问题，有一票否决权。”
李萌的嘴角动了动。
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一票否决权。”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听不出情绪，“许董，您说的这个权，能对抗丁玉梅的签字吗？能阻止许副总随意调用项目资金吗？能压住陈总那边不拨款的指令吗？”
她问得很直接。
没有绕弯子，没有客套，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划开皮肉，露出底下的骨头。
高建军也转过头，看着我。
他在等答案。
我伸手，把高建军面前那份报告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推回桌子中央。
那页纸上没有图表，没有数据。
只有一行字，加粗，黑体。
**“审计部、工程部，资金审批最高优先级。保交付专项通道，独立核算，闭环管理。”**
下面有个空白的签名栏。
我拿起一直放在桌上的钢笔，拧开笔帽，在签名栏里签下名字。
魏晓锋。
字写得有点急，最后一笔拉得长。
我把笔放下，笔帽没盖，就搁在旁边。
“这个，”我指着那行字，“就是制度。”
李萌看着那个签名。
看了很久。
她的手指不再敲了，就那么交叠着，一动不动。呼吸很轻，几乎听不见。窗外的风吹进来，把她额前一缕碎发吹起来，晃了晃。
“许董，”她终于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您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您会得罪所有人。”她说，“丁总，许副总，陈总，还有他们背后那些人。所有碰不了的钱，所有动不了的账，所有不能查的项目，现在都要碰，都要动，都要查。”她抬起眼睛，“他们会反扑。用各种办法，明的，暗的。您扛得住吗？”
“扛不住也得扛。”
“为什么。”
我把手伸进文件袋，又掏出几份东西，摊在桌上。
不是报告。
是照片。
打印出来的，黑白，像素不高，但能看清。
第一张，是个工地。塔吊停着，脚手架锈了，楼盖了一半，裸露的钢筋像骨头一样支棱着。地上长满了草，半人高。
第二张，是个售楼处。招牌还在，玻璃门碎了，里面空荡荡的。墙上贴满了白纸，纸上写着字，有的已经掉了，有的还粘着，被雨打湿，字迹晕开。
第三张，是个人。
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蹲在工地围墙外面。手里拿着个馒头，在啃。眼睛看着远处那栋烂尾楼，眼神空空的。
第四张，是个女人。
抱着孩子，站在售楼处门口。孩子在哭，女人没哭，只是看着里面，看着那些碎玻璃，看着空荡荡的大厅。脸上的表情，像是已经哭不出来了。
我把照片推过去。
高建军拿起第一张，看了很久。他的手指摩挲着照片边缘，摩挲得很慢。
“这是北城项目。”他嗓子哑得厉害，“停了两年了。承建商跑了，劳务队撤了，材料商堵过门，业主来过三次。最后一次，来了两百多人，把集团大楼围了。保安挡着，警察来了，劝散了。”他停了一下，“那天我也在。我站在楼上，往下看。那些人，那些脸……我忘不了。”
李萌拿起第二张和第四张。
她看着照片上那个女人，看着那个孩子。
看了很久。
然后她放下照片，抬起头，看着我。
“许董，”她说，“您给我看这些，是想告诉我，您有良心。”
“不是。”
“那是什么。”
“是想告诉你，”我顿了顿，“我也有过。”
阁楼里又安静下来。
只有风，还在吹。
江面上的航标灯，红绿的光，一晃一晃，倒影在水里，碎成一片一片的。
“我以前，”我开口，声音有点干，“是个律师。专门接烂尾楼的案子。七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蹲在工地外面啃馒头的，抱着孩子站在售楼处门口的，还有躺在医院里，等着钱救命的。”我吸了口气，空气里有茶水的涩味，“他们找我，说魏律师，帮帮我们。我们把一辈子都押进去了，现在楼没了，钱没了，活不下去了。”
我停了一下。
“我帮他们打官司。一场一场打。赢了，拿回一点钱，不够，远远不够。输了，就什么都没了。有一次，一个业主，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跪在我面前，说魏律师，我不求别的，我就想有个地方住，让我儿子能结婚。我扶他起来，说您别这样，我们再想办法。他站起来，走了。三天后，从那个烂尾楼上跳下去了。”
我说不下去了。
喉咙里像堵了东西，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高建军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照片。李萌没看我，看着窗外。江面上有船在鸣笛，声音拉得很长，闷闷的，传过来。
“我穿越过来，”我继续说，声音更低了，“成了许甲印。睁开眼睛，看见的是豪华病房，是私人医生，是那些我恨之入骨的人，围着我，叫我董事长。”我笑了一下，笑声很短，没什么温度，“多讽刺。我以前在法庭上，指着恒太的代理律师骂，说你们丧尽天良。现在，我成了你们董事长。”
我把手摊开，放在桌上。
手掌向上，手指微微蜷着。
“这个位置，”我说，“这个身份，这些钱，这些权。我以前做梦都想有。有了，就能帮更多人，就能把那些烂尾楼都盖起来，就能让那些人不用再跳楼。”我顿了顿，“现在我真有了。但我发现，这个集团，早就烂透了。钱被掏空了，楼盖一半停了，债堆成山。外面看着还是高楼大厦，里面已经空了，被蛀空了。”
我看着他们俩。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想说什么大道理，也不是想画什么饼。”我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个集团，现在两条路。一条，继续烂下去，烂到底，然后炸开，炸死所有人——那些买了房的，那些还在工地干活的，那些等着发工资的，还有我们。另一条路，刮骨疗毒，把烂肉挖掉，把血止住，然后一点一点，把楼盖起来。”
我往前倾了倾身子。
“我选第二条路。”我说，“但我一个人走不了。我需要人。需要懂工程的人，知道楼该怎么盖，怎么盖才不会塌。需要懂审计的人，知道钱去哪儿了，怎么追回来。”
我看着高建军。
“高总，你在恒太二十年。哪个项目什么情况，哪根钢筋该用什么规格，哪块混凝土该什么时候浇，你比我清楚。你被边缘化，被架空，不是因为你不懂，是因为你太懂，你挡了别人的财路。”
我看着李萌。
“李总，你审了十五年账。哪笔钱不该出去，哪份合同有问题，哪个供应商在吸血，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的报告被压，被驳回，不是因为你错了，是因为你太对，你戳破了别人的脓包。”
我停下来。
等。
等他们说话，或者不说话。
高建军把手里的照片放下，叠在报告上面。他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红红的。
“许董，”他说，“你说资金优先保施工，工程审计有最高话语权。这话，我听过很多次。每次开会，都说保交付是重中之重。每次签字，都说钱一定到位。结果呢？钱去哪儿了？去了那些不该去的地方。楼呢？楼停在那儿，一天一天烂。”
他摇头。
“我不是不信你。我是不敢信。信了，就得把命押上。我今年五十三了，还能干几年？我赌不起。”
“我没让你赌。”
高建军看着我。
“那你想让我干什么。”
“干你该干的。”我说，“把南湾项目的地基重做了。把宏发建设踢出去。把该换的材料换了，该补的工序补了。钱，我来找。人，你来管。出了事，我担着。”
高建军没说话。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喝得很慢，像在品，又像只是在拖延时间。
茶杯放回去的时候，他问：“钱从哪里来。”
“审计部会查。”我说，“查出来，就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想办法。”
“什么办法。”
“那是我的事。”我说，“你只需要知道，钱会到位。楼，必须盖起来。”
高建军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头，看向李萌。
李萌一直没说话。她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着，划来划去，像在写字，又像只是无意识的动作。
“李总，”高建军开口，“你怎么想。”
李萌抬起头。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有点刺人。
“许董，”她说，“您刚才说的，审计部直接对您负责，一票否决权，独立通道。这些，我需要书面文件。正式的红头文件，盖章，存档。不能只是口头承诺，不能只是这张纸上的签名。”
“可以。”
“第二，”她继续说，“审计部需要权限。调取所有财务凭证、合同底稿、银行流水、关联方交易的权限。包括丁总、许副总、陈总，以及所有区域公司老总名下的关联公司。如果遇到阻力——”
“遇到阻力，直接找我。”我说，“我签字，我授权。谁拦，谁滚。”
李萌点了点头。
她的手指不再划了，收回来，重新交叠在一起。
“第三，”她说，“审计工作需要时间。有些账，埋得很深，有些钱，转了很多道。查起来，快则一两周，慢则一两个月。这期间，如果工程部需要资金启动项目——”
“启动资金，我先从个人账户垫。”
高建军和李萌同时看向我。
“个人账户？”高建军问。
“对。”我说，“许甲印名下，还有些钱。不多，但够南湾项目前期启动。后续的，等审计结果出来，该追的追，该补的补。”
李萌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许董，这不合规。”
“现在顾不上合规。”我说，“先让工地动起来。工人要吃饭，材料要进场，塔吊要转。合规的事，后面再说。”
李萌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点了点头。
“好。”她说，“我明白了。”
高建军端起茶杯，把剩下的凉茶一口喝完。杯子放回去的时候，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像是把憋了很久的东西吐出来了。
“南湾项目，”他说，“重做地基，最快也要三个月。这三个月，不能停。一旦停了，工人散了，再聚起来就难了。”
“不会停。”
“钱呢？”
“下周一到账。”我说，“五千万，先启动。后续按进度拨。”
高建军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怀疑，有审视，还有一点被压了很久、终于冒出头的东西——像是希望，又不太敢信。
“许董，”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以前那个许甲印，”我说，“已经死了。”
高建军没说话。
他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报告，看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把报告和照片拢在一起，整理好，塞回文件袋里。
动作很慢，很仔细。
像是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
“我干。”
声音不高，但很沉。
像石头砸进水里。
李萌也伸出手，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报告，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一行数据。
“华南区域，张诚。”她说，“这个人，我盯他半年了。他经手的项目，材料采购价差平均高出市场价百分之十八。上个月，他老婆的弟弟，注册了一家建材公司，注册资本五十万，这个月已经和华南区域签了三份合同，总额八千万。”
她把报告推到我面前。
“这份合同，”她指着附件里的扫描件，“付款条件是‘货到付款’，但验收标准只有一句话‘符合甲方要求’。没有具体参数，没有技术指标。钱已经付了百分之七十，五千六百万。货，我派人去看过，堆在工地仓库，三分之一是次品，三分之一型号不对，剩下的，根本用不上。”
我看着那份合同。
扫描件有点模糊，但签名栏里“张诚”两个字，签得很潇洒。
“能追回来吗。”
“难。”李萌说，“钱已经转出去了。转到那家公司账户，当天就分五笔转走，去了五个不同的账户。再追，需要时间，还需要银行配合。”
“那就查。”我说，“一笔一笔查，查到哪儿，追到哪儿。追不回来的，报案。”
李萌看着我。
“张诚是丁总的人。”
“我知道。”
“动他，丁总不会坐视不管。”
“那就让她管。”我说，“我等着。”
李萌没再说什么。
她把报告收回去，重新塞进文件袋里。然后她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风衣，穿上。扣子一颗一颗扣好，领子整理平整。
“许董，”她说，“我需要审计部所有人的名单，还有权限清单。明天上班前，我会发邮件给您。如果您批准，下周一开始，全面审计。”
“可以。”
李萌点了点头，又看向高建军。
“高总，南湾项目的施工计划，还有预算，也请尽快给我。我需要核对资金流向。”
高建军也站起来。
“明天下午给你。”
“好。”
两人对视一眼。
那一眼很短，但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确认，是默契，还有一点共同踏上一条船的决绝。
然后他们转向我。
“许董，”高建军说，“没别的事，我们先走了。”
“等等。”
他们停下。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个U盘，放在桌上。
黑色的，很小，上面贴着标签，手写的字——一个写“工程”，一个写“审计”。
“这里面，”我说，“是系统里所有在建项目的详细资料，还有过去三年所有合同和付款记录的备份。加密了，密码是六个八。你们拿回去，仔细看。”
高建军拿起写“工程”的那个U盘，握在手里。金属外壳冰凉，他握得很紧。
李萌拿起另一个。
“许董，”她问，“这些资料，您从哪里——”
“别问。”我说，“知道得太多，对你们没好处。”
李萌看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把U盘收进风衣口袋。
“走了。”
她说。
高建军也点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走下楼梯。
脚步声在木板上响起，渐渐远了，最后消失。
铃铛响了一声。
门开了，又关上。
阁楼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茶已经凉透了，壶壁上凝了一层水珠。我端起杯子，把剩下的凉茶喝完。茶很苦，涩得舌头发麻。
窗外的江面上，那艘船已经走远了。航标灯还在亮着，红一点，绿一点，在水面上摇晃。
我坐在那儿，没动。
脑子里闪过很多东西——高建军手上的老茧，李萌眼下的青黑，照片上那个男人的眼神，那个女人空荡荡的脸。
还有张诚的签名，潇洒，流畅。
五千六百万。
能盖多少层楼？能买多少钢筋？能发多少工人工资？
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些钱，现在没了。
被吞了，被分了，被转到不知道哪个账户里，变成别人的别墅，别人的豪车，别人的海外资产。
而我坐在这里，用许甲印的身份，用许甲印的钱，用许甲印的权，去填这些窟窿。
多讽刺。
我笑了一下。
笑声在空荡荡的阁楼里，显得很轻，很薄。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风很大，吹在脸上，湿漉漉的。江面上的倒影碎了又聚，聚了又碎。
远处有灯火，是城市的灯光，连成一片，黄蒙蒙的。
那些灯火下面，有多少人还在加班？有多少人还在赶工？有多少人还在为了一套房子，拼了命地攒钱，借钱，贷款？
他们不知道，他们攒的钱，借的钱，贷的钱，可能早就没了。
被掏空了，被转移了，被挥霍了。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些钱找回来。
一点一点找。
一分一分追。
追不回来的，用别的补。
用许甲印的钱补，用恒太的资产补，用我能找到的一切补。
直到那些楼盖起来。
直到那些人，能拿到钥匙。
我站了很久。
直到腿有点麻，才转身，走回桌边。
把茶具收拾好，壶和杯子摆整齐。文件袋拿起来，塞进外套内袋。
然后下楼。
老头还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走了？”
“走了。”
“茶钱。”
“记我账上。”
老头点点头，又低下头去。
我推开门。
外面的空气更冷了。雨已经停了，地上湿漉漉的，反着路灯的光。车子还停在原地，司机靠在车门上抽烟，烟头的红点在夜色里一明一灭。
看见我出来，他把烟掐了，拉开车门。
我坐进去。
车子发动，驶出小路，拐上大路。
街灯一盏一盏往后倒。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在转——南湾项目的地基，宏发建设，张诚，五千六百万，审计，工程，资金，楼，人……
很多事。
很多麻烦。
但至少，今晚，我找到了两个人。
两个肯做事，能做事的。
两个还没被彻底磨掉良心，还愿意相信楼应该盖起来，钱应该用在正道上的人。
这就够了。
车子开进车库，停下。
我推门下车，走进电梯。
电梯上升，数字跳动。
到了顶层，门开。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应急灯亮着。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推开门。
灯还亮着。
碎纸还在桌上，垃圾桶里的纸团还露着一角。
我走过去，把碎纸扫进垃圾桶，然后把垃圾桶里的纸团拿出来，展开。
是那份名单。
许建国，许建军，张诚，王浩……
一个个名字，像钉子，钉在纸上。
我把纸重新揉成一团，扔回垃圾桶。
然后走到窗边。
雨停了，云散了，月亮露出来一点，朦朦胧胧的，挂在天上。
城市在脚下铺开，灯火一片连着一片，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
那些灯火里，有南湾项目，有北城项目，有无数个停在那里、等着盖起来的楼。
也有无数个人，在等着，盼着，熬着。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
打开电脑。
屏幕亮起来，蓝光照在脸上。
我点开邮箱。
新邮件，零封。
我新建一封，收件人输入高建军的邮箱地址。
标题：南湾项目启动资金。
正文：五千万，周一上午十点前到账。优先支付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施工计划发我。
发送。
又新建一封，收件人李萌。
标题：审计部权限清单。
正文：已批准。下周一起，全面启动。遇到任何阻力，直接联系我。张诚的案子，作为突破口，深挖。
发送。
邮件发出去，屏幕上显示“发送成功”。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夜很深了。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