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
天津城郊的风像一把钝刀，刮在脸上不疼，却能一点点把人冻透。废品场的草木早已枯败，白色的塑料袋挂在枯枝上，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无力地摆动，像一群沉默的叹息。这一年，城市建设的脚步越来越快，外环拓宽、地铁延伸、新居民区成片落成，曾经偏僻的城郊，渐渐被划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
发展的浪潮滚滚向前，可对于我们这样没有户口、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稳定工作的外来家庭而言，浪潮越大，越容易被拍在岸边，动弹不得。
我以全区前三的成绩结束了小学六年的学业。
成绩单拿到手那天，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红色的分数、老师工整的评语、鲜红的奖状，每一笔都在告诉我：我没有白熬，没有白拼，读书真的能让人看见希望。
我兴冲冲跑回家，把成绩单递到母亲面前。
王桂兰正在整理堆积如山的纸壳，双手冻得通红开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灰。她看见成绩单，眼睛一下子亮了，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纸面，像是怕碰碎一般。
“好……好样的……我儿真有出息……”
她反复念着这几句话，声音微微发颤，眼泪毫无预兆地掉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父亲蹲在门口抽烟，烟卷燃到了指尖才猛然惊醒。他接过成绩单，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只说出一句：“好好好……”
那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所有的骄傲与欣慰，都藏在这两个字里。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难得轻松。
母亲干活时会哼起山东老家的小调，父亲的腰杆似乎也挺直了一些。他们开始悄悄商量，等我上了初中，就再多打一份工，给我买一套新衣服，买一盏亮一点的台灯，让我能安安心心读书。
他们以为，苦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
他们以为，成绩好，就有路走。
可现实，给了我们一家最冰冷的一击。
小升初报名开始后，母亲连续跑了三所公办初中。
每一次，她都带着我的成绩单、奖状、户口本、租房证明，卑微地站在招生办门口，一遍一遍解释：“老师，俺们娃成绩好，真的，您看看……”
得到的回答，却一模一样。
“没有本地户口，不能收。”
“没有房产，不符合入学条件。”
“政策规定，我们没办法破例。”
一句话，一道门槛，一堵高墙。
把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光明，全部拦在外面。
母亲不肯放弃。
她从城东跑到城西，从白天跑到天黑，鞋底磨穿了，嗓子说哑了，脸上的笑越来越勉强，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她求过人，托过关系，送过自己攒下的鸡蛋，可在冰冷的规则面前，所有的卑微与诚恳，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天下着小雨。
母亲浑身湿透地回到棚屋，头发贴在脸上，雨水混着汗水往下淌。她一进门，就再也撑不住，靠着冰冷的铁皮墙慢慢滑坐下去，捂着脸，无声地哭。
“念念……是妈没用……”
“妈留不住你……妈对不起你……”
她哭得浑身发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孩子。
我站在她面前，手足无措，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上气。
我终于明白：
努力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改变不了出身；成绩可以证明很多东西，证明不了一张户口的重量。
父亲蹲在雨里，一夜没动。
烟蒂扔了一地，那个一辈子只会忍、只会退的男人，肩膀微微颤抖。他第一次红着眼，对着天空低吼：“凭什么……凭什么啊……”
没有答案。
规则不会因为你苦就心软，时代不会因为你难就等待。
几天后，同乡给我们带来一个消息：打工子弟学校因政策调整陆续关停，外地学生，只能回原籍就读。
回老家。
回山东临沂。
回到那个我只在父母口中听过、从未真正生活过的故乡。
一夜之间，我所有的路，都断了。
离别前的那几天，棚屋里的灯，总是亮到很晚。
我把课本、作业本、奖状一张张整理好，放进一个破旧的纸箱里。那是我六年的光阴，是我对抗贫穷的武器，是我不肯低头的证据。
父亲把那串碎弹珠重新系在我的脖子上。
“念念，回老家，好好读书。”
“爸和妈在天津挣钱，等你出息了，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我点点头，没哭。
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懦弱只会让父母更心疼。
我只能往前走。
2012年深冬，天还没亮，我登上了开往山东的火车。
趴在车窗上，看着天津的高楼一点点远去，看着那片熟悉的废品荒原消失在天际，我在心里一字一句地说：
我会回来的。
以堂堂正正的姿态，站在光里回来。
十二岁的少年，孤身一人，踏上返乡之路。
身后是半生烟火，眼前是风雨未知。
而我的倔强，早已长成骨，刻进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