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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那天，据说我们牛家湾的天阴得像是要塌下来，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肉似的。我爹刘大志蹲在自家那扇漏风的破木板门外，缩着脖子，听着屋里我娘李秀梅一阵高过一阵的叫唤，脸上一点要当爹的喜气都没有，只有愁，深不见底的愁。
“哇…”一声不算响亮的啼哭冲出来，接生婆吴老太掀开打满补丁的棉门帘，探出半个身子，脸上没啥表情：“大志，生了，是个丫头。”
我爹的脸，瞬间就垮了，黑得像锅底。他闷着头，掏了半天，掏不出一个子儿，最后摸出半截自己都舍不得抽的烟卷，塞到吴老太手里：“婶子，辛苦。”
屋里，我奶奶吴大花的声音又尖又利，都不用进门，我就能想象出她叉着腰，指着炕上虚弱的我娘骂的样子：“又是个赔钱货！老刘家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娶了你这么个不下蛋的母鸡！不对，你下蛋，净下些没把儿的软蛋！前头有个刘霞还不够，这又来个讨债的！我们老刘家香火就要断在你手里了！”
我娘在炕上，气若游丝，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炕角，我刚满三岁的大姐刘霞，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出声。
这就是我，刘小云，来到这个世界听到的第一首“迎宾曲”。我们牛家湾，藏在贵州大山褶子里，出门就是山，地无三尺平。我家，又是全寨子最穷的那一户。穷到什么地步？一家人挤在两间歪歪扭扭的茅草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吃一顿饱饭那是过年才敢想的事。
我爷爷刘怀恩，是个闷葫芦，脾气还算温和，但在我奶奶吴大花面前，就是个十足的“耙耳朵”，屁都不敢大声放一个。我奶奶呢，矮墩墩的身材，一双三角眼，看人总带着剐肉的劲儿，尤其看我们这些孙女。我爹有两兄弟，大伯刘大成，三叔刘大壮，还有个姑姑刘敏。他们都分了家单过，日子比我们家稍强点，但也强得有限。他们个个都瞧不起我爹妈，觉得我爹窝囊，我娘没用，生怕我们家沾上他们。亲情？在饿肚子面前，薄得像张纸。
我的童年，就是在“赔钱货”的骂声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感觉里泡大的。奶奶吴大花的骂，是日常背景音。吃饭的时候，好的、稠的，永远先紧着我弟弟刘韬。我两岁时，妈妈生了弟弟。我奶奶吴大花笑得见牙不见眼，爸爸和爷爷高兴得赶紧给弟弟取名字，最后在书上选了一个“韬字，“韬”光养晦，说这个字含义好，深藏不露 ，不显山不露水，
我和大姐刘霞，能喝上几口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就算不错。我爹刘大志，脾气坏得像夏天的雷阵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炸了。地里活不顺心，或者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抄起棍子就打我娘，或者打我们姐妹出气。我娘李秀梅，是个典型的受气包，除了默默流泪，就是劝我们忍。
记得有一次，我饿极了，偷吃了留给弟弟的一块小小的红薯干，被我奶奶发现，她抄起烧火棍就往我身上抡，骂我是“馋痨鬼投胎”、“小偷”。我娘跪下来求她，她才骂骂咧咧地停下。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弟弟生来就金贵，我和姐姐就活该是草？这念头像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埋下了。
我们寨子里有所小学，能去读书的孩子不多。我七岁那年，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眼里全是羡慕。我娘心软，跪着求了我爹和我奶奶好几天，也不知道许了什么愿，最后奶奶才甩着脸子说：“去去去，读几天书，认几个字，将来嫁人彩礼也能多要几个！别浪费老娘的粮食！”
就为着“彩礼能多要几个”，我得到了上学的机会。我格外珍惜，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抓住的、稍微改变一点命运的东西。我成绩很好，老师都夸我聪明。可小学还没毕业，我奶奶就死活不让去了，说“女娃子认那么多字有啥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硬是把我拽回家，帮着干农活、带弟弟、做家务。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像寨子门口那条浑浊的小河，看不到头。一转眼，我长到了十八岁。可能是山里的水养人，尽管吃不饱穿不暖，我却出落得越来越水灵，皮肤不像山里人那么糙，眼睛大而亮，是寨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提亲的人不是没有，但我家那条件，再加上我奶奶开口就要高彩礼，吓退了不少人。
1988年开春，我跟寨子里几个小姐妹商量好了，要跟着去广东打工。外面都说广东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到钱。我心动极了，待在家里，我可能就像我娘一样，被我奶奶随便找个人家换笔彩礼嫁出去，重复她那悲惨的一生。我要出去，我要挣钱，挣很多钱，让爹娘和姐姐过上好日子，也让自己喘口气。
为这，家里又闹翻了天。我奶奶先是骂我“心野了”、“想出去学坏”，我爹也不同意，觉得丢人。但我这次出奇地倔，大概是从小被压榨出来的那股反劲上来了，我梗着脖子说：“不让我去，我就跳河！反正待在家里也是饿死憋死！”
最后，可能是我爹娘也觉得家里多张嘴吃饭太难，或者想着我出去真能挣点钱回来，终于松了口。我奶奶恶狠狠地说：“出去挣了钱，一分不少都给老娘拿回来！要是敢在外面胡搞，腿给你打断！”
我怀揣着娘偷偷塞给我的几块钱，和对外面世界全部的想象，坐上了那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山路颠簸，我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生我养我的大山和破败的寨子一点点后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有逃离的轻松，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
广东真大啊，楼真高啊，车真多啊，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进了一家制衣厂，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手脚不停。很累，但能吃饱饭了，每个月还能攒下一点钱。我给家里寄回去一部分，自己偷偷留一点。生活好像终于透进了一丝光亮。
然后，我就遇到了王贵。
那是一个休息日，我和同厂的小姐妹去镇上逛。在供销社门口，我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到，是他拉了我一把。他长得高高瘦瘦，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一看就跟我们厂里那些满身汗味的男工不一样。
“同志，没事吧？”他声音温和，带着点我听不出口音但很好听的普通话。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赶紧摇头。
他就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没事就好。我叫王贵，福建人，在这边的建筑队当小组长。你是刚来这边的工友？”
我点点头，小声说了自己的名字和厂子。
他真的很会说话，天南海北，什么都懂一点。他说他们福建靠海，发展比内地好，说他家里条件还不错，父母都通情达理。他还夸我漂亮，说我有股子山里姑娘的灵气，跟别的女孩不一样。从小到大，我从没被一个男人，还是一个看起来这么“体面”的男人，这么温柔地对待过，这么直白地夸奖过。我那颗在冷漠和打骂中变得坚硬又自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乱了。
之后，他经常来厂里找我，给我带点小零食，带我去看录像，教我认更多的字。他说他喜欢我，要跟我处对象，将来带我去福建过好日子。他描绘的未来，有宽敞明亮的房子，有吃不完的白米饭，有不用看人脸色的生活……这一切，对我这个从牛家湾最穷的人家出来的女孩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我沦陷了。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竟然能遇到王贵这样好的男人。他英俊，温柔，有文化，家里条件还好。我甚至觉得，之前十八年受的所有苦，都是为了攒足运气来遇见他。
交往不到半年，有一天，王贵拉着我的手，特别认真地说：“小云，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过一辈子。我家里催我回去结婚了，你跟我回福建见见我父母吧？要是他们没意见，咱们就把婚事办了，好不好？”
我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直跳。幸福来得太快，让我有点晕乎乎的。见父母？结婚？我真的要离开这个穷山沟，去过好日子了吗？
我看着王贵深情的眼睛，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用力地点了头：“好，王贵，我跟你回去。”
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憧憬，对王贵，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最美好的期待。我觉得，我刘小云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